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更好“链”接世界
多场平行论坛聚焦氢能产业、数字化转型、营商环境优化等时代命题
6月21日，在氢能价值链构建及合作论坛上，与会者纷纷用手机拍摄记录论坛内容。
时代赋予的战略机遇就是最好的市场机会。
身处一个全球局势加速演变的时代，身处中国的高质量发展大市场，摆在跨国公司面前的，是多重叠加的市场机遇。某种意义上，能否抓住这些市场机遇，是他们能否在中国找到下一个业务增长点的关键所在。
6月21日，在第三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的多场分论坛上，来自政、企、学界的专家们齐聚一堂，以多元视角共同解读氢能产业链和价值链构建、数字经济浪潮下的企业转型以及营商环境的全球治理与优化等时代命题，为跨国公司与中国的互利合作凝聚共识、寻求对策、贡献力量。
携手山东共建氢能产业链价值链
氢能被称为“21世纪的终极能源”，在碳达峰、碳中和的时代趋势下，已经成为全球能源技术革命和产业演进的重要方向，是跨国公司争相布局的领域，氢能产业也是山东超前布局的先导产业。
如何在氢能产业链的构建上实现跨国公司与山东的资源耦合和价值共创？延续上一届峰会“碳中和与国际合作论坛”，本届峰会上，“氢能价值链构建及合作论坛”再度为跨国公司领导人搭建了聚焦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合作交流平台，共同探讨氢能价值链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正在发力氢能社会建设的日本，能源自给率仅有10%左右。日本在燃料电池、加氢站、氢能发电燃气轮机等技术上有先发优势，推动相关领域的跨国企业和山东携起手来，将迎来更大发展机遇。”三菱日联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行长长谷川由树表示，作为两届绿色发展相关主题论坛的承办方，三菱日联银行已经在中国设立50亿元人民币绿色信贷基金，全力支持中国企业向碳达峰、碳中和转型和创新。
深耕氢能研发领域20余年，与其他企业选择交通赛道不同的是，松下的氢燃料电池解决方案主要面向分布式发电场景，相关产品在日本、欧洲地区累计销售超过20万台。松下电器中国东北亚公司副总裁赵炳弟表示，这次他是带着项目和合作的目标来到峰会的，希望与山东在氢能领域进行深度合作。“除了实现生产本地化之外，我们还希望实现研发能力本地化。”
在绿氢制备领域，老牌德企蒂森克虏伯已积累了成熟的模块化、规模级电解水制氢技术和经验。“我们希望在低碳绿色转型的目标下，继续与山东本土企业加强绿氢领域的创新合作，共同打造一个成熟、高效、绿色、可持续的绿氢生态体系。”蒂森克虏伯集团执行委员会成员兼大中华区CEO高岩说。
跨国公司与中国在氢能产业领域的合作潜力远不止于技术合作，在产业链和价值链的构建方面也有很大合作潜力。“剖析各国的氢能价值链，中国和日本分别是自产自销型和以进口为主的大规模消费型两种模式的代表。未来中国作为最大的氢气生产国，在基于可再生能源的绿氢出口领域将与日本有深度合作空间。”三菱日联银行咨询调研部高级经理稻山幸典说。
企业对这一需求的表达则更为直接和急迫。“目前日本有159个加氢站，其中53个由岩谷产业运营。”岩谷产业中国总代表龟仓隆志表示，“对我们而言，发展氢能产业最大的影响就是氢气的成本，我们迫切希望在中国沿海地区找到低成本的绿氢。”
发力打造集创新、研发、装备制造、产品应用、商业运营于一体的国家氢能产业示范基地，2020年，山东在全国率先出台首个省级层面的氢能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全国首个氢进万家科技示范工程项目也在此落户。论坛上，作为山东本土龙头企业，潍柴动力和山东能源集团分别介绍了各自的氢能产业版图。
携手山东企业共建氢能产业链和价值链，跨国公司信心满怀。“我们看到山东在氢能产业上的独特资源优势和抢先布局。这让我们对在山东布局氢能业务充满信心。”美国空气产品中国区氢能业务总经理胡华利表示，“我们将与上游企业开发更多具有经济性的氢源，与下游企业开发不同的应用场景，助力山东打造氢能产业高地。”
6月21日，优化营商环境论坛在青岛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数字化转型将实现平台化、平民化
在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倒逼下，数字化转型已不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这是本届峰会论坛上大家对于企业转型的共识。
新冠肺炎疫情无疑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催化剂。戴尔科技集团全球副总裁周兵介绍，从2020年疫情暴发以来，戴尔科技集团在数字化转型方面不断加快步伐。比如在灵活办公方面，2020年之后，戴尔科技集团除了10%的一线操作人员之外，90%的员工都具备了灵活办公能力，实现了办公模式的随时切换。
尽管各行各业都在数字化转型上积极探索和实践，但与会嘉宾普遍认为，全球数字化转型尚处于起步阶段，企业面临众多考验。
罗兰贝格全球管理委员会联席总裁戴璞表示，根据去年罗兰贝格在欧洲面向中等规模制造业企业展开的调研，2/3的受访者仍在进行早期的数字化思考或是较为简单的设计数字化。其他一些调研也显示，70%的行业数字化项目在欧洲并没有实现预期目标。
数字化是一个系统工程，跨国公司的实践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上需要走的漫漫长路。“2010年之前，我们主要推动企业信息化，引进了当时全国先进的ERP、CRM系统等；2010-2015年期间，我们主要完成企业顶层系统平台层面的互联互通，公司各部门之前运维着超过30套各种各样的子系统，我们搭建数字化团队，结合物联网、IoT技术等，将这些系统打通。2017年开始，我们继续加大投资，将各种先进技术和经验集成，在青岛打造了标杆性的智能工厂+智慧园区。”海克斯康制造智能大中华区执行总裁郝健介绍。
新技术层出不穷、转型改造耗费大量资金和人力，面临数字化转型这个大课题，是否有一些成熟的路径让企业可以遵循？
“有分析显示，大概只有三成左右的企业在做数字化转型时，能达到原先设定的预期目标。效果不理想的原因可能包括组织文化、高层对数字化转型的理解和定义有偏差等。”微软企业商用事业部中国区总经理袁以拓表示。在他看来，企业数字化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应该采取小步快跑，快速迭代、快速纠偏的模式，而不是一上来就树立非常宏大的目标。
在复旦大学智慧城市研究中心副主任胥正川看来，不论用什么样的酷炫名词包装，企业数字化转型都不外乎数字化转换、数字化升级、数字化转型三个阶段。数字化转换，即线下变线上；数字化升级，指企业随着系统运作积累了大量数据，通过对数据进行分析后提升部门效率；数字化转型，涵盖企业文化、企业如何与外界连接层面，在这个阶段，企业依托数字化力量与合作伙伴开展更大范围合作，共创价值形成新生态。
在技术和资金方面都不占优势的中小企业，是否会因为数字化转型而与大企业拉开更大距离？对外界的这种担忧，嘉宾给出了完全相反的答案。
“数字化转型绝对不只是大厂的游戏。相反，互联网的到来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正令‘草根’的力量逐渐兴起。数字化转型技术使得企业和企业之间的协作更容易，在某个门类、某个环节上只要你做得比别人好，就可以发挥你的价值。”胥正川表示，从技术的层面看，数字化转型一定会变成平台化、平民化，数字化成本会逐渐变得很低，应用也趋向碎片化，这对中小企业来说是福音而不是噩耗。
袁以拓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表示，过去企业需要一次性购置相当庞大的软硬件设备，成本非常高。但随着数字化及云时代的到来，从布置到实施再到运维，数字化工具变得更平民、更便捷，中小企业可以只为自己需要的应用付费，从而大大降低了获得数字化能力的成本。
更高起点优化营商环境
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土壤和生态，对吸引跨国投资具有关键作用。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和世界局势错综复杂的挑战，推动营商环境的优化，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如何更好地优化营商环境也因此成为峰会论坛关注的焦点。
商务部原部长陈德铭指出，经济的全球化不会停止，但是趋势和形式会发生变化。中国手持好牌，需要冷静出牌，要完善市场体系和营商环境。“当前最重要的是关心和帮助已经落户国内的外资企业，除了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之外，他们更需要我们实地探访，现场帮助解决问题。”他说。
中国WTO研究会副会长霍建国持类似观点。他表示，跨国公司仍然在跟踪研究中国市场，有很大意愿加大对中国的投资。原先在华的一些跨国公司，也在想尽一切办法适应未来的发展趋势，包括环保、低碳、数字化。关键还是要保证好的发展环境，让跨国公司能够取得更好的发展。
当前，与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相比，我国营商环境仍存在差距，比如市场准入限制较多、准入不准营问题依然存在、公平竞争环境需要改善、歧视性待遇仍然存在等。
“推动补贴政策向普惠化和功能性转变，由补贴价格、企业向补贴公共服务、技术研发、支持中小微企业创新、绿色生态、基础设施、人才培养以及由夕阳产业引发的结构性失业等方面改革，尤其是引导企业研发创新，攻克核心关键技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王晓红建议，以高水平开放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继续压缩负面清单，进一步消除市场准入壁垒；加快边境后规则改革，建立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营商环境体系；深化“放管服”改革，营造亲清政商环境；改革与国际规则不适应的补贴方式；推动高标准知识产权保护。
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王敬波看来，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而建立与全面统一大市场相匹配的公平市场监管制度体系，则无疑是未来法治发展的方向。
作为全球产业合作和贸易往来的深度参与者、贡献者，跨国公司越来越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可控的角度关注营商环境。
周兵认为：“后疫情时代对于供应链动态、柔性、弹性的要求越来越高。戴尔科技集团在全球多个国家都有生产基地，各个生产基地之间的动态调整将会成为常态。随着双碳的发展，供应链也会更加强调闭环和可回收。这种情况下，就对原有的供应商提出了新的要求，对政策环境也有新的要求。哪些国家、哪些地区、哪些企业能够跟得上新变化，就有可能取得先机。”（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杨 光 孙 欣 周晓峰 摄影/傅学军）
责任编辑：张慕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