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二战期间迫害中国劳工企业——三菱综合材料株式会社提出和解意向5年后，备受关注的中国被掳劳工对日索赔事件近日又有了关键性进展。几天前，30位山东受害劳工遗属在日本三菱公司向二战被掳山东劳工谢罪赔偿金发放材料上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12月13日，观海新闻记者在高密市军人接待处看到，多名劳工遗属来到这里进行信息采集登记。信息认证审核后，日本三菱公司向每位受害劳工赔偿的10万元人民币，将打入他们遗属的账户。这意味着，这份来之不易的正义终于来到。
山东劳工联谊会秘书长陈丕刚（前一）正在采集受害劳工信息。
青岛首批10多名劳工获赔偿
12月7日，日本三菱公司向二战被掳山东劳工谢罪赔偿金发放仪式在潍坊市高密举行。记者从中国受害劳工联谊会获悉，山东首批受害劳工完成相关信息核实，30名劳工遗属每人将获赔10万元。记者了解到，在首批获赔劳工中，青岛市胶州和即墨共有10多人。据介绍，这是日本三菱公司向山东劳工支付的首批赔偿金，标志着中国被掳劳工对日诉讼活动取得了重大突破性进展。
“登记的劳工需要各种材料信息的核对，大量的工作是为了保证赔偿金能准确及时地发放到每一名劳工遗属手中。山东首批30名获赔受害劳工中，青岛有10多名。”刘焕新介绍，虽然每名劳工遗属获赔的数额不多，但更大的意义在于日方“谢罪”，某种意义上这比10万元赔偿金来得珍贵。10万元的赔偿数额是之前索赔时提出的，关键点不是数字，而是对方的一种态度。山东受害劳工联谊会秘书长陈丕刚最近一直在忙着核实和登记受害劳工信息，他和其他工作人员多次赶到青岛胶州和即墨，反复核实受害劳工遗属相关材料，在确保无误的情况下，登记发放赔偿金。此次三菱谢罪、支付赔偿金后，30位受害劳工将先行获得赔偿，目前，赔偿金已经全部打入指定基金，待身份资料核实后陆续发放。
山东三菱受害劳工仅找到560余人
12月13日，随着山东首批日本三菱公司向二战被掳山东劳工谢罪赔偿金的发放，来自山东各地的10多名劳工遗属来到高密市军人接待处，在山东劳工联谊会的安排下，按照相关要求有序进行信息采集登记。刘焕新介绍，首批劳工赔偿金的成功发放，标志着山东受害劳工索赔历程的开始，经历了30年的漫长维权道路，今天终于有了结果。
“因为时间相隔较长，受害劳工遗属的情况比较复杂，所以登记工作进行很慢。一名劳工遗属的信息采集，需要40多分钟。”昨天，早报记者在高密市军人接待站看到，多名劳工遗属在这里陆续开始进行信息采集登记。陈丕刚介绍，首批受害劳工赔偿金陆续发放后，山东各地又有许多劳工遗属联系他们，加入了维权序列。来自昌邑的劳工遗属说，感谢劳工联谊会的志愿者，帮他们维权索赔，这对于一个深受日本劳工迫害的家属来说，一方面是经济赔偿，更重要的是正义的说法。
刘焕新介绍，这些天，他和联谊会的工作人员一直在忙碌赔偿事宜，每天除了接收报名电话外，还要完成大量的信息采集工作。
“目前，山东三菱受害劳工仅找到560余人，还有近2/3没有找到。青岛除了胶州和即墨首批获赔的10多名受害劳工外，还有包括平度在内的许多受害劳工没有建立档案，也希望青岛地区的受害劳工遗属多寻找线索，尽快和联谊会取得联系，早日建立维权信息档案，进行索赔程序。”刘焕新希望。据悉，自上周青岛早报刊登寻找劳工遗属的热线电话8288000后，已经陆续有近10位岛城读者联系到陈丕刚，提供了有关受害劳工的线索。
三菱有百名劳工来自青岛
记者调查了解到，2015年，青岛市档案馆从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网站找到一批中国劳工名簿及其他有关中国劳工的档案，再一次佐证了日本在二战期间强掳、残害中国劳工的罪行。在这批名簿中，三菱大夕张矿业所使用的292名中国劳工中，来自青岛地区的中国劳工就有103人之多，多数是从青岛被押往日本。
在这份名簿上，三菱财团大夕张矿业所于1944年9月15日、10月17日分两批接收中国劳工，这些中国劳工主要来自山东和河北。第一批176名来自青岛，其中年龄最大的是来自即墨的56岁的江秋芳。
“中国劳工被强迫押送日本后，在日本军警的刺刀下，任由日本企业驱使奴役。在没有劳动保护措施的条件下，每天劳动时间长达10多个小时，遭受到惨无人道的折磨。由于过度的体力劳动，中国劳工的体质迅速下降，大批劳工惨死在日本。有学者研究表明，三菱矿业株式会社强征的劳工共有13批，最低的死亡率为7%，最高死亡率高达52%。但是，日本企业编制的中国劳工死亡人员名簿中，竟将遇难中国劳工的死亡原因都归咎于因病死亡，甚至编造出诸如脚气、心脏麻痹甚至梅毒等花样繁多的死因，以掩饰其令人发指的残害中国劳工罪行。据介绍，早在2004年，青岛市档案馆工作人员曾采访了24位青岛当年被掳劳工，请这些饱受欺凌的亲历者留下珍贵的口述影像档案。
新闻延伸
“三菱模式”或成劳工维权“样板”
根据资料显示，当年被迫赴日的中国劳工有近4万人，其中涉及日本三菱的超过3000人。三菱作为知名企业，使用中国劳工成为其绕不过去的一段“黑历史”。
山东受害劳工法律援助团团长、山东鹏飞律师事务所主任傅强介绍，赔偿金到位之后，领取成为关注焦点。为规范赔偿金领取，在大家的商议下，专门出台了《山东受害劳工赔偿金发放管理办法》，从申请递交、登记在册、核实发放、争议解决等方面进行规范；同时形成专人专户、定人定款、统一管理、统一发放的制度。“山东是全国第一个出台规范受害劳工赔偿金发放管理文件的。”傅强说，不论是出台规范性文件，还是受害劳工向三菱维权的整体解决模式，希望能成为今后全国受害劳工索赔的“样板”。
“日军侵华期间，共有35家日本企业使用中国劳工，现在只有三菱公司一家对中国劳工进行谢罪、赔偿。下一步，我们将争取全面赔偿，也就是说35家日本企业对于中国4万劳工所犯下的罪行，要得到全部清算。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面对未来，面向和平，这是它的真正意义所在。”傅强表示，按照计划，在三菱方面谢罪、支付赔偿金后，来年春天还将在日本进行受害劳工祭奠追悼活动，一位劳工派一名遗属代表参加。
为父亲讨公道 他斗争了30年
劳工之子刘焕新自掏腰包几十万元 先后69次去日本参加谈判等活动
12月13日，早报记者驱车200多公里赶到位于高密市草泊村的刘连仁纪念馆。刘连仁之子刘焕新作为中国受害劳工联谊会执行会长，除了赴日本参加谈判等各种活动外，多数时间都守在纪念馆内。30年来，他先后去日本69趟，还有接待劳工遗属、组织各种活动，自掏腰包几十万元，为的就是要一个正义的说法。77岁的刘焕新说，刘连仁纪念馆是中国劳工悲惨遭遇的见证和缩影，纪念馆内的每一件遗物都讲述着中国劳工难忘的苦难岁月。记者在纪念馆内看到，这些年，刘焕新收到的和劳工索赔有关的名片竟有2000多张，其中不少是日本官方和各级民间组织人士的名片，这成了刘焕新劳工索赔维权的见证。
在草泊村外的刘连仁纪念碑。
替父维权 追索日方加害企业
刘焕新的父亲刘连仁是中国受害劳工中最富传奇色彩的人，也是中国乃至世界首位以个人身份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的维权者，被誉为“不拿刀枪的英雄”。“中国受害劳工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了漫长而艰辛的对日诉讼之路，我父亲刘连仁的案件是其中一个标志性案例。”刘焕新介绍，1944年9月，33岁的刘连仁从家乡高密县井沟镇草泊村被日军掳到日本，押到一座矿山做苦工。不堪虐待的他在1945年6月逃进北海道深山，度过了13年野人般的生活，直到1958年被人发现后送回国内。
上世纪90年代初，刘连仁向不认罪不赔偿的日本政府提起诉讼，并3次赴日上法庭陈述。刘焕新也正是由此走上了为劳工维权之路。2000年，刘连仁去世。2001年7月，日本政府被判赔偿刘连仁2000万日元，这是中国人对日索赔成功的第一例。然而4年后，日本东京高等法院推翻了这一判决，驳回刘连仁的索赔请求。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三审驳回原告诉求，不再受理此案。此后，中国劳工对日企的诉讼全部以败诉告终，这被认为是日本彻底关闭了中国民间索赔的大门。但是，中国民间对于当年使用中国劳工的日方加害企业的追索一直在继续。在此期间，刘焕新和劳工案的受害者转向国内寻求司法途径。2003年9月、2006年2月及2010年9月，先后有劳工委托律师在上海、河北、山东等地高级法院起诉，但均未得到受理。
近10年来法律的完善，使得在国内对日诉讼具备了更有利的条件。2010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也是在这一年，6名受害劳工及其遗属代表山东1000多名受害劳工签署了授权委托书，授权山东鹏飞律师事务所全权代理对日本三菱公司山东企业的索赔事宜。刘焕新回忆，那时山东打响“第一枪”，是为了探路。
刘焕新收集了很多日本有关中国劳工的书籍文字等资料。
出现转机 拟定和解协议书
转机出现在2014年3月18日，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正式受理了37名北京籍劳工（及其遗属）诉日本焦炭工业株式会社（原三井矿山）和三菱综合材料株式会社案，这是我国法院首次受理劳工对日索赔案。随后，劳工对日企在中国多地的诉讼被立案。
“在此之前，劳工代表在与三菱公司谈判的时候，对方态度并不配合。然而随着国内多个法院受理劳工团体对日企的诉讼，日方的态度出现了大的转变。”刘焕新说。然而散落在各地的劳工团体在对日谈判中诉求并不统一，各团体提出的赔偿金额也不一样，个人要求获得的补偿金额从10万元到13万元不等。日企方面以此为借口拒绝谈判。
2010年9月，三菱公司山东受害劳工委托“山东受害劳工法律援助团”向省高院提交诉状，状告三菱设在青岛和烟台的两家企业，要求对方认清历史，诚意谢罪，对山东劳工每人赔偿30万元；在日本每一个作业场所和中国建立纪念碑或纪念馆。2014年4月，山东三菱受害劳工再次递交诉状，除了维持原有诉求外，谢罪赔偿追加到每人100万元。道阻且长，孜孜以求，刘焕新咬着牙坚持了下来。终于，2015年，三菱综合材料株式会社在北京约见了刘焕新和山东受害劳工法律援助团团长傅强等人，表达了和解的意向。经过多次磋商，三菱方面拟定了和解协议书草案。
“敝公司坦诚地承认各位中国劳工人权被侵犯的历史事实，并表示深刻反省……敝公司承认上述历史事实及历史责任，并且认为从为今后日中两国友好发展作出贡献的角度，向为最终整体解决本问题而设立的中国劳工及其遗属的基金支付款项……敝公司协助设立纪念碑，并承诺将这一事实世代相传。”提起三菱的这份谢罪书，刘焕新仍难掩激愤之心，但他说，早日与三菱公司和解，会为下一步其他受害劳工争取权益打下基础。
刘连仁纪念馆里收藏着的警钟。
终见曙光 盼来首笔赔偿金
“当时的和解协议我们反复磋商了好几次，原来三菱方面并没有把谢罪这一条的内容放协议文中，而是放在附件里，这个我们不能答应；原来他们想把对受害劳工进行赔偿的基金设在日本，我们也没有同意。”刘焕新回忆，当时山东受害劳工遗属基本都是赞成和解的，但是三菱方面要求“整体解决”，这意味着不仅山东受害劳工要同意这个方案，外省市受害劳工也要认可这个方案。“我们当时就向全国三菱受害劳工及其遗属发出呼吁，希望建立全国三菱受害劳工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心，达成共识，早日与三菱方面谈判，为受害劳工及其遗属找回尊严。”刘焕新说道，于是他们又继续为与全国其他的三菱受害劳工联谊会联合起来、达成一致而奔波起来。
2016年，日本律师团专门来到山东，向山东三菱受害劳工亲属就谢罪、赔偿等相关内容作出说明，20多名劳工家属代表参加。经过一年的协商和3年多艰苦谈判，日本三菱综合材料公司与部分中国劳工和解协议最终签署，同意向全体山东劳工谢罪。三菱方面将谢罪赔偿金设定为每人10万元人民币，这是日本公司第一次决定向中国劳工支付赔偿金。3765名受害者中，三菱现阶段掌握受害者本人或其遗属信息的大约1500人，其余受害者下落不明。如果最终寻获所有受害劳工信息，三菱支付的费用将接近80亿日元（4亿人民币）。由于各种原因，这笔赔偿金直到近期才进行首批30人发放。
当年中国劳工在日本用过的小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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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之路从不惑到耄耋
这些年，来自日本社会各界的参观团纷纷来到刘连仁纪念馆，在参观的同时也捐出了许多中国劳工在日本时使用过的器物，刘连仁居住过的房屋也成了爱国教育基地。“你看，这只很小的碗就是当年劳工吃饭用的，可见在日本做苦力的中国劳工生活是如何悲惨。他们不仅吃不饱饭，而且在零下几十度的环境下，衣不遮体。这是很典型的中国劳工在日本的生活写照。”在纪念馆，刘焕新拿起一只比茶杯大不了多少的小碗，向记者回忆起他为劳工维权30年，一路走来的跌宕起伏。
如今，刘焕新终于等到三菱公司向山东劳工谢罪并作出赔偿。“这是好事，这也是我们集体和我自身这30年努力的结果，没有白付出，维权带来了曙光，为全面解决劳工问题打下一个好的基础。”刚过了77岁生日的刘焕新眼圈红了，从为自己父亲维权，到为许多劳工遗属维权，一项项权益被提出，一个个遗属被找到……他从壮年步入了耄耋之年。“既然踏上了这条路就要坚持到底。”刘焕新擦掉眼角的泪水，“有陈丕刚秘书长的志愿服务，有那么多广大劳工的夙愿，还有很多日本友人、律师支持我们，国内也有律师团、援助团，大家一起努力。不管怎样，我也得坚持下去！”现在他最希望的是，青岛数百名尚未找到的劳工或其遗属能尽快尽早联系山东劳工联谊会，他想为更多的人讨回公道和权益。
每顿一块窝头 病重残忍活埋
青岛3名被掳赴日劳工家属回忆父辈那段血与泪的悲惨遭遇
二战期间，日本强掳约39000名中国劳工到本土13家公司强制劳作。其中，3765人被送至三菱矿业株式会社及其承包公司（三菱材料株式会社前身），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劳动，722人身亡，侥幸生还者也大都遍体鳞伤、身患重病。据悉，胶州人闫明、朱正基、夏福信也曾作为劳工被抓往日本。虽然他们都出现在山东省被掳日劳工谢罪金第一批劳工名单中，可惜均已经过世，无法亲眼看到这一沉重却珍贵的公道和胜利。近日，他们的后人向记者讲述了当初父辈那段血与泪的过往。
讲述人：闫炳波 劳工闫明之子
有人冻疮感染 被拖出去活埋
12月11日，作为当年日本受害劳工的儿子，今年51岁的胶州人闫炳波向记者谈起了父亲闫明在日本所经历的遭遇。闫明老家与高密搭界，1944年的一天，闫明去高密赶集购买物品，结果在集市上遇到了一帮日本兵，之后就被强行抓获送去日本成了一名劳工。
在日本，闫明和工友都在一个临海煤矿里干活，他们把自己比作“鼹鼠”，每天的工作就是钻到海底1000米以下拿着铁铲挖煤。那时矿井内条件简陋，随时会有瓦斯从矿井裂缝中喷涌而出，爆炸时有发生。不少劳工被爆炸导致的坍塌掩埋在矿道中，长眠海底。劳工们每天周而复始的工作，疲惫不堪的脸上满是煤灰。而食物却如饲养动物一般的豆腐渣，根本无法填饱肚子。加上每天超过12个小时的工作，每个人都骨瘦如柴。
闫炳波说，冬天当地天气十分寒冷，煤矿上不发棉衣，父亲和其他劳工都是穿着单衣干活，大家身上到处是冻疮。冻疮被磨得血肉模糊，不少劳工因此感染，浑身溃烂，一些严重者直接被煤场监工拖出去活埋掉。
“父亲被抓去日本前身体很壮实，可回来时只有不到100斤，日常行为也和以前判若两人……”闫炳波说，父亲是1945年回来的，总共在日本待了一年多。原来开朗活泼的他，回来后变得沉默寡言，每晚睡觉都会做噩梦被吓醒。“现在老人已经走了，作为儿子，我希望能给他一个公道。”闫炳波表示。
讲述人：朱铎卫 劳工朱正基之子
每顿一块窝头 没日没夜挖煤
朱正基也是被抓往日本的胶州劳工之一。“我父亲是在青岛走亲戚时被抓走的，回来后就重病缠身直到离世。听他说起以前遭受的非人待遇，真是心里难受啊……”12月11日，今年54岁的朱铎卫向记者讲述了父亲朱正基那段在日本做劳工的悲惨经历。
1943年，退伍回到胶州老家的朱正基，前往青岛走亲戚，他与姨家姊妹相约在青岛的街头碰面。那时，日本人整天在街头劫掠年轻男子赴日充当劳工，正遇到街头的朱正基，便将他强掳至日本。“父亲1945年才回来，在日本一个煤矿从事惨无人道的繁重劳动，饱经折磨，备受欺凌，不到两年的时间，我父亲就从一个身材强壮的青年，被活生生饿得皮包骨头，看着他的模样，就知道在日本的经历有多么惨不忍睹。”朱铎卫说，他从父亲那里了解到，在日本，劳工们每天都要在完全黑暗的海底煤矿里没日没夜地挖煤。如果不能完成指标就会被痛打，没有任何休息时间，被如同奴隶一般对待。当时有很多人尝试过跳海逃跑，但都溺水身亡了，煤矿四周建筑都是黑色的，看起来就像一座巨大的监狱。日本人要求所有劳工全身上下只能穿一条短裤，他们被煤炭染得一身黑。
“我父亲说，他们住的地方就是一个大通铺，上百人挤在一起，床上到处是虱子，周围的蚊子嗡嗡响，食物到了难以描述的地步，只有一块硌牙的窝头和一点米汤。”朱铎卫说，父亲和很多劳工每天努力工作，不是为了得到赏识或金钱，而是期望有一天能逃离这个人间炼狱，尽快回到自己的家乡。
讲述人：夏俊正 劳工夏福信之子
冬天睡在地上 只给一条单被
夏福信1944年被日本人从家里抓走，在日本干了一年多劳工。“听父亲说，他被抓走的当天，日本人包围了我家，先把我家里人关起来，然后就把我父亲摁在地上一阵毒打，打完以后就把他绑走了。”夏福信的儿子夏俊正说，在日本人据点里，父亲被审问了两天，强逼他承认是抗日军人，不承认就不停毒打。当时父亲被打得皮开肉绽，最后只能胡乱承认，然后就被送到了日本。在日本，父亲先被关进了一个劳工集中营，没有饭吃也没有水喝，加上卫生环境差，很多人就生病了。对于这些生病的劳工，日本人直接关进一个废弃屋内，不管不顾。“过了几天，父亲被送到一个煤矿上，更是遭遇了非人折磨。”夏俊正痛苦地表示，在矿井上，父亲每天不停地挖煤干活，一天一顿饭只给一个窝头，硬得都咬不动。他们住的地方也十分破旧，在地上铺一层草席就是床。就算是寒冷的冬天，每人也只有一条破旧的单薄被子。“当时很多人是被冻死或饿死的，父亲就曾见过不少劳工惨死在被子里。”
“有一次父亲患了感冒，日本监工不但不让他休息，还拿皮带抽他。后来，幸亏有一名劳工偷了一块姜，让父亲用热水冲着喝，这才慢慢好了起来。”夏俊正说，“父亲虽然已经去世，但是我们仍然无法忘记他的那段经历。从日本回来后，父亲的身上有几十块伤疤，经常疼得受不了。作为子女，怎能不心疼，怎能不让人愤怒？”
提醒
寻找劳工遗属
统计数字显示，二战期间，日本强掳的山东省一万多名劳工里，青岛人有几百人，目前还有许多受害劳工没有找到。青岛早报联合山东爱之工联谊会，寻找受害劳工及其遗属并帮助索赔。受害劳工及其遗属可以拨打早报新闻热线82888000反映情况，或拨打15963602201联系山东受害劳工联谊会陈秘书长。
记者手记
挽回尊严重于金钱
历经30年维权争取来的首批山东省被掳日劳工谢罪金，将直接打往遗属的账户中去。这个赔偿金，政治历史意义远远超出了金钱本身，它包含着对那段历史的清算和公道，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谴责，对远离战争、追求和平的渴望，也是对中华民族这种百折不挠精神的肯定。
现在，有日渐强大的祖国及亿万同胞做后盾，诉讼道路上的困难与阻碍在慢慢攻克；现在，团结一心的广大受害劳工的诉求与心愿，紧紧联系在一起，众志成城。我们相信，接下来将会有第二批谢罪金、第三批谢罪金……会有更多的受害劳工能够实现他们的夙愿，能够解决他们的困境，能够追回他们本应的正义与公道。
昭昭前事，惕惕后人。现在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这段中华民族的屈辱历史，却不敢忘、不能忘。铭记，不仅牢记和平来之不易，还需汲取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纪念，不为激起仇恨，只为立下誓言：吾辈当自强。（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牟成梓 康晓欢 杨健）
责任编辑：荣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