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报读书 | “世界能否变得更好，取决于我们”

尤尔根·哈贝马斯对于社会进步可能性所抱持的信念，同样是他留给世人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

“世界能否变得更好，取决于我们”

2026年3月14日，97岁的尤尔根·哈贝马斯离世。德国《明镜》周刊的讣告写道：“阅读尤尔根·哈贝马斯的主要著作，就像走进一座大教堂。它浩瀚无垠，令人望而生畏，却又蕴含着一种独特的美。”

作为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领军人物，哈贝马斯关于“交往理性”与“公共领域”的论述构成了他思想大厦的基石，用通俗的话概括其核心贡献，即：他重新定义了“好好说话”或“讲道理”这件事。

哈贝马斯相信语言与理性的力量，他相信在适当的规范和制度条件下，人类总体上能够被理性说服。这一贯穿其一生的信念在其20岁于哥廷根大学学习哲学时已露端倪，他在当时的笔记中写道：“事情必须变得更好些，而世界能否变得更好，取决于我们。”“事情必须变得更好些……”，也是他2024年出版的最后一本对话录的标题。

2019年，哈贝马斯在法兰克福歌德大学庆祝90岁生日时发表长篇演讲。

对于当今世界的诸多学者而言，哈贝马斯的笃定以及以此为前提建构的思想体系似乎显得过于传统和乐观了，而世人也不得不钦服于这位思想者的坚定：亲历了二战、目睹了国家分裂与统一、遭遇身体的障碍与精神的幻灭，哈贝马斯却并未走向虚无，反而生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孤勇——试图以理性之光找到修复世界的可能。《明镜》周刊的那则讣告中有一句话意味深长：“在他去世之前，那个时代就已经结束，而他只是不幸地在废墟中多停留了一段时间……在战争、气候变化和普遍存在的非理性背景下，他对于社会进步的可能性抱有如此坚定的信念，着实令人动容。”这或许也是为何在他去世后，我们率先记得并反复引用的，依然是他那句“逆向生长”出来的不朽箴言：纵然承受恶意，也绝不沦为犬儒主义。

对于普通读者而言，直面哈贝马斯的原著是一场令人生畏的挑战。单是《交往行为理论》两卷本的厚度就足以令人望而却步。或许可以从詹姆斯·戈登·芬利森的牛津通识读本《哈贝马斯》着手，认识这位被称作“最后的理性主义者”的公共知识分子。当我们从他的哲学、语言、道德、政治、法律以及社会理论等庞杂论述中辨识那个“用粗线条构成的轮廓分明的思想家头像”时，或许会明了，这位行动派公共知识分子对于社会进步可能性所抱持的信念，同样也是他留给世人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

公共知识分子的“真”与“哀”

没有人物和力量具有“足够自我批判、面向未来的视角”，能制定出恰当的解决方案

德国《明镜》周刊在尤尔根·哈贝马斯的讣告中，将他的论述提炼成一个基本理念，“那或许应该是：现代性工程必须得到捍卫。现代性究竟是什么（简而言之：一种人们自主决定生活方式的生活方式），什么威胁着它（简而言之：它自身），如何应对这种威胁（简而言之：通过不受支配的交流），以及如何建立和维护这种交流（简而言之：通过充满活力的民主公共领域）。”

要理解哈贝马斯为何终其一生都在捍卫“公共性”与“交往理性”，就必须先回望他身后那片20世纪德国“废墟”。他的一生，是被历史的剧痛反复塑造、又反过来用思想回应剧痛的一生。那些重大历史事件与个人伤痛，如同一把把刻刀，雕琢出他思想的模样。

哈贝马斯出生于1929年，几乎与魏玛共和国的覆灭和纳粹的崛起同步。他漫长的一生，就是一部浓缩的德国当代史。生于纳粹上台前四年，少年时期的哈贝马斯也曾被历史裹挟，甚至加入希特勒青年团。真正的“断裂”发生在1945年，战后纽伦堡审判的细节和集中营的纪录片像一道惊雷劈开少年的世界，那种因本民族犯下滔天罪行而产生的“羞耻感”与“悲痛”，成为他思想的原点，也让他下定决心要让德国的战后民主建立在“正视历史”的基础上；他亲历了德国的分裂，并在1989年柏林墙倒塌、两德统一的过程中扮演了“公共良心”的角色。当许多人沉浸在民族统一的喜悦时，他却尖锐地提醒：“确保让人们不会因为这个幸福的日子而忘记1945年那个富有启示的日子。” 他毕生警惕民族主义的复燃，也因此成为推动欧洲一体化的旗手；2022年俄乌战争的爆发，让他晚年关于“国际宪政主义”的欧洲理想遭受重创，而90岁高龄的他只能以无奈和愤怒做出回应：“战争的图景又回到了欧洲门口”；在2024年出版的《事情必须变得更好些……》那本访谈录中，他谈到了对世界范围内长期政治倒退的恐惧感，失望于他一生推崇的“理性”，正在节节败退，而没有人物和力量具有“足够自我批判、面向未来的视角”，能制定出恰当的解决方案……复旦大学教授严锋在一条纪念哈贝马斯的微博中说：“这些对话中流露出他的孤独和悲观，仿佛他毕生为之奋斗的一切正在解体，都在成为过去。”

如果说宏观历史塑造了他的问题意识，那么个人经历则决定了哈贝马斯寻找答案的路径。因天生患有唇腭裂，他一生都带着含混不清的发音，并受到同龄人的排挤和嘲笑。而这也让他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天然依赖。没有平等的对话与理解，个体就会陷入孤立。而在1953年，24岁的哈贝马斯遭遇了人生中第一次重大的“精神幻灭”。他曾经的引路人、哲学大师海德格尔，在战后居然不加修改地出版了1935年的讲座稿，其中仍称纳粹运动有“内在的真理与伟大”，“无以复加地震惊”之余，哈贝马斯毫不犹豫地撰文公开批判哲学巨匠，这场论战不仅让他登上公共舞台，更让他确立了终身信念：哲学与政治绝不可能分割，知识分子必须对时代负责。哈贝马斯曾言，知识分子最不能做的事就是“变得犬儒”。他用自己的一生试图证明，即便在最黑暗的伤痛中，依然可以通过理性的光芒，找到修复世界的可能。即便这种坚信被现实击溃，被视为“天真”。

“祛魅”的世界里确定的力量

只要我们还说话，还试图让对方理解自己，还愿意倾听他人的理由，我们就已经在实践“交往理性”

在上帝已死、传统瓦解、价值多元的现代世界，我们凭借什么还能生活在一起？这就是著名的“韦伯难题”。马克斯·韦伯，作为哈贝马斯的前辈，率先看清了这个“袪魅”的世界——人们不再相信所谓上帝、天道，世界陷入了价值标准失范、多元主义的“诸神之争”。如何为道德、政治与社会生活重建理性基础？‌

哈贝马斯一生都在试图回答这道难题，在两卷本的巨著《交往行动理论》中，他给出自己的解决方案：“交往理性”——

不靠神谕，不靠传统，不靠强权，而靠我们日常语言中已经蕴含的理性力量。只要我们还说话，还试图让对方理解自己，还愿意倾听他人的理由，我们就已经在实践“交往理性”。

‌在《哈贝马斯》这本导读书中，作者芬利森这样解读“交往理性”：与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对工具理性的悲观诊断不同，哈贝马斯认为理性不应局限于韦伯所谓的目的与手段的计算，更应通过主体间的平等对话构建一种“交往合理性”。任何以理解为目标的交往行为，都内在地承诺着真实、正当、真诚三个有效要求。当我们说出一句话，我们同时就在承诺：这句话是可理解的，内容是真实的，表达是真诚的。这些承诺可以被质疑、被检验、被辩护——这正是人类相互理解的先决条件。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哲学与思想史专业教授刘擎认为，哈贝马斯提出“交往理性”，就是保证所有参与者，能够平等地、自由地展开理性讨论。在他看来，这些理论虽然过于理想化，实践上不是都能达到，但是清晰的定义和规则是重要的。他为世界建立了公共理性的基础，而这就是思想家工作的价值所在。

在2024年初版的那部最后的访谈录中，哈贝马斯回顾自己的一生，依然保持着对理性的信念：“在对世界局势的评估中，一切合理的悲观主义——您在我身上也感受到这一点——以及对我们的理性在政治和历史中有所作为的力量的合理怀疑，都不应该让失败主义成为最后的声音！”

哈贝马斯承认当今世界面临多重危机：大国军事冲突的风险、生态危机、基因技术对人类自然基础的挑战、资本主义的失控……但他依然呼吁人们不要放弃运用理性：“这里涉及的并非多一点乐观主义或少一点悲观主义的琐事，而是对那一点点理性信任的证成，以及对我们运用理性的义务的证成，这使我们能够抵御那可鄙但在知识分子中广泛流行的、在从静观到无所不知的犬儒主义中感到舒适的倾向。”这段话或可作为哈贝马斯留给后人最后的嘱托：在犬儒主义盛行的时代，依然要坚持理性的微弱光芒；在失败主义蔓延的时刻，依然要相信人类有改善自身处境的能力。

数字时代的“公共领域”批判

数字媒体正在损害政治公众的自我认知，问题不再是“公众被资本操控”，而是“公众是否还愿意成为公众”

就在哈贝马斯离去的同一周，一只无所不能的龙虾OpenClaw正欲覆盖互联网，再行改写数字时代人类生存方式。对于主张“公共性”与“交往理性”的哈贝马斯而言，互联网似乎从它诞生之日起便在实践着哈贝马斯的思想愿景：开放、平等、去中心化，这些定位听上去与哈贝马斯的理想如此契合。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在哈贝马斯以93岁高龄完成的著作《公共领域的新结构转型》中，他对数字媒体做出了一个冷峻的判断：互联网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首要目标是为经济服务而非为文化服务的新媒体革命。数字媒体对政治公共领域产生了“高度矛盾和可能的破坏性影响”。哈贝马斯在1968年初版的《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中分析了技术进步对生活世界的影响。他认为，技术的“殖民化”正在侵蚀生活世界，将生活世界的交往理性逐渐转化为系统的工具理性。这与当前AI技术对社会的冲击如出一辙：算法推荐、深度伪造、社交媒体的“流量至上”，都在将公共讨论转化为一种新的“系统性控制”，使公共领域失去其批判功能，沦为展示和表演的场所。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新结构转型》一书中反复强调：数字媒体正在损害政治公众的自我认知，问题不再是“公众被资本操控”，而是“公众是否还愿意成为公众”。

六十年前，哈贝马斯曾忧心忡忡地指出，晚期资本主义导致了“再封建化”——公共领域被利益集团和权力结构侵蚀，理性讨论的空间日益萎缩。意想不到的是，互联网会以另一种方式让“再封建化”卷土重来——

当专业选择和认知标准被取消，平等的对话实则制造了“回音室里的荒凉声音”。哈贝马斯称之为“解体和分裂的趋势相互加强，成为一种动力，抵销了报刊、广播和电视建立的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公众传播一致性的整合力量”。当人们满足于在封闭的回音室里寻求自我确证，表达不再是为了说服他人而是为了情绪的宣泄，当事实本身既已成为争论的对象，他所谓的公共领域的“共在性”便已不复存在。

哈贝马斯提醒我们：真正的自由不是“选择观看什么”，而是“能够与他者共同面对同一个真实”。当“共同面对”消失，自由就退化为孤独的幻觉。

《公共领域的新结构转型》对“公共领域”问题的修正，显示出哈贝马斯晚年的理论弹性——他试图直面时代的挑战，尽管给出的方案，诸如：强化公共传媒的监管、促进数字公共领域的制度设计，被一些批评者认为过于保守，但他至少保持了思想的开放性。在哈贝马斯的研究者童世骏看来，相比经典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哈贝马斯更为重视历史进程背后的偶然性作用，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这也是在强调人的主动性，主张人要更强地参与和干预现实。

哈贝马斯的逝世，标志着一个思想时代的结束，但他的思想遗产却在数字时代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在AI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哈贝马斯的洞见：技术不再是简单的工具，而是塑造社会关系的意识形态；公共领域则成为民主社会的基石。另一方面，在这个技术超速、资本扩张、政治撕裂的时代，人们很容易陷入一种虚无——反正什么都改变不了，不如顾好自己——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想，则在本质上成为对抗虚无的一股能量。他相信，正义不是从天而降的恩赐，而是在无数人无数次对话中慢慢生成的共识。在这个信息茧房丛生、对话越来越艰难的时代，哈贝马斯或许不能提供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却时刻提醒我们，在放弃之前再多问自己一次：我还能不能试着理解一个与我不同的人，能不能为这个共同生活的世界，再多一分努力？这或许就是他留给我们的最为珍贵的人文遗产。（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李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