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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日报2021年3月15日5版
杨明斋，延伯真：那些尘封的往事
未曾遗忘
“杨明斋系平度县人（何处公社、大队不明），早年赴苏联谋生，后加入苏共。1920年，他作为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代表维金斯基的翻译回到中国，出席过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对于建党建团和早期革命事业做出过许多贡献。如有收藏有关杨明斋的文件、著作、照片等资料或了解其身世的同志，请与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联系。”1982年11月6日，《平度大众报》头版发布征集启事，让杨明斋这个“较早加入布尔什维克的中国人”，走进家乡普通人的视线。寻找杨明斋，随即在平度乃至全国展开。
延伯真（1897-1968），青岛发展的第一个共产党员，他的名字散落在青岛、烟台、济南、哈尔滨等地的党史中，他在苏联远东情报局任情报员的那段经历更是鲜为人知。有人将他称为广饶县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有人把他在东北的经历视为传奇，有人评价他脾气太犟……经过知情者、党史研究者和记者接力式地查寻、打捞、梳理，那些峥嵘岁月里的标记和散落的记忆，汇聚起杨明斋、延伯真传奇而迥异的一生。
“万里投荒，一身是胆”
1982年11月6日，《平度大众报》头版发布《广泛征集杨明斋的资料》启事，让杨明斋这个尘封已久的名字在家乡大地上再次擦亮。
“杨明斋系平度县人（何处公社、大队不明），早年赴苏联谋生，后加入苏共。1920年，他作为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代表维金斯基的翻译回到中国，出席过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对于建党建团和早期革命事业做出过许多贡献。”启事里写明，“如有收藏有关杨明斋的文件、著作、照片等资料或了解其身世的同志，请与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联系。”
青岛党史纪念馆内陈列的杨明斋照片。王 雷 摄
这则启事发布之前，“寻找杨明斋”已开展了半年多。负责这一任务的，是时任平度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副主任张升善。2021年2月，91岁高龄的张升善在家里接待了记者一行。据他回忆，1981年建党六十周年之际，山东早期女党员王辩向邓小平提出，在整理党史资料时不能忘记杨明斋，不能忘记早期中共党员对革命人才的培育和帮助。“1925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期间，总务部门杨明斋管理我们的生活。如果没有他，咱们的同学们得不到顺利的成长。”据王辩追忆，杨明斋曾在学生座谈会上透露自己籍贯是山东平度，于是邓小平致信山东省委，关于杨明斋这位中共早期党史重要人物的史料整理就此拉开序章。
建党岁月，筚路蓝缕
1919年五四运动后，注意到革命形势发展，共产国际向中国派出工作组。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一行抵达北京，担任翻译的是一位身材高大、俄语熟练的山东人杨明斋。他负责帮助共产国际联系当时著名的两位共产主义者“南陈北李”（陈独秀、李大钊），随着他参与筹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组建中俄通讯社和外国语学社，杨明斋的名字逐渐为革命者熟知。
在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杨明斋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在上海法租界租赁霞飞路渔阳里6号开办外国语学社，亲自教授俄语。学员之一、著名翻译家曹靖华回忆，外国语学社其实是只有五六十平方米大的房子，放了四十余张桌子。这里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发祥地，为党的成立培养了许多人才。就是在这里，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杨明斋担任进步青年的指导工作。
1920年冬至1921年春，上海党团组织从外国语学社挑选出二三十名团员，由杨明斋具体安排，分批介绍赴苏俄学习，许多同志如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罗亦农、任作民、何今亮、许之帧、曹靖华等，后来都成了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在上海发起组筹建过程中，为建立一个活动基地，由杨明斋经手租赁渔阳里6号，共产国际工作组成立中俄通讯社，为宣传十月革命、宣传马列主义发挥了积极作用。1921年，杨明斋、张太雷作为中国党组织代表赶赴苏俄伊尔库茨克，向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汇报情况。1920年8月，杨明斋由俄共布尔什维克党员转为中共党员，成为最早的五十多名党员之一。
先烈踪迹，苦苦寻觅
杨明斋这样一位在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共产党人，自然也是党史工作者的关注重点。在接到邓小平的亲笔信后，山东省委责成昌潍地委办理，昌潍地委责成平度县委成立党史办公室，发掘整理杨明斋资料。1982年3月，时任平度县委书记赵蓝田把任务交给时任县委党校副校长的张升善。经过三个多月调查，张升善和他的调查团队从平度西关、鲁家丘找到了两个“杨明斋”，经过进一步调查后确认只是同名同姓而已。考虑到化名因素，调查范围逐渐扩大，但历经多轮寻找未果，最终张升善想到了登报，于是就有了《平度大众报》上的启事。
“见报三天后，我们收到一封信，来自马戈庄公社马戈庄村民杨德信，信上说，‘报纸上找的杨明斋，就是我伯父’。”四十年后，张升善仍然记得当时的激动之情，“当时真的是如获至宝，真的找到杨明斋了！第二天飘着雪花，我骑着车子冒雪去了马戈庄村，杨德信正在村大队饲养室里喂牲口，‘你叫杨德信？这是你写的信？’‘是，杨明斋就是我的亲大爷。’”
1882年3月，杨明斋生于平度马戈庄，当时家里六口人，种着十多亩老地（平度旧制，老地一亩约为今两亩半），家境尚可，因此杨明斋得以进入村学学习古典文化、四书五经，成为当地的学问人。据亲属回忆，杨明斋19岁时由家里做主娶妻，妻子不久病逝。此时社会混乱，人心惶惶，德国帝国主义借口巨野教案侵占青岛，“杨明斋当时经常在村西胶莱河河沿走来走去，反复思考国家、民族和自身的出路。”当年平度素有“死逼梁山上关东，走投无路下崴子（海参崴）”的民间说法，1901年3月，杨明斋告别家人，带着亲友凑的几块钱踏上闯关东之路，在哈尔滨的工厂里干了一多月，挣了钱才到海参崴，借住在同乡的一位街坊叔叔家里。
在海参崴期间，杨明斋先后担任记账员、矿工，练就了一口熟练的俄语。1908年，杨明斋深入西伯利亚，时而工作，时而半工半读，作为贫苦工人接触到了布尔什维克思想。党史学者、中国石油大学教授余世诚的研究显示，杨明斋在“十月革命”前成为布尔什维克党党员，“他是已知较早加入布尔什维克的中国人。”
1985年张升善在呼和浩特采访杨明斋的堂弟杨好清，据其回忆，杨明斋曾参与了1917年十月革命，“打进莫斯科，进了克里姆林宫。”积累了丰富的劳工经验、战斗经历之后，他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深造，系统学习马列主义思想。1920年，共产国际向中国派驻工作组，小组负责人维金斯基曾经在海参崴与杨明斋一起从事过革命斗争，互相了解、熟悉，因而杨明斋作为翻译加入小组，踏上归国旅途。
1901年至1920年，杨明斋用近20年间完成了去国归国的历程，离开时是一个迷惘的有志青年，归来时已是一个成熟的革命者，李大钊对杨明斋做出了“万里投荒，一身是胆”的高度评价。
“失踪者”终被寻见
《中华魂》2012年第一期《名家曹靖华要寻找的老师》一文披露，作家、翻译家曹靖华曾经在1954年向周恩来总理打听老师杨明斋的下落，曹靖华先后在外国语学社、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与杨明斋有着深厚的人生交集。曹靖华称，“几十年来一直怀念着他，不知最后怎样了。”而周总理也对杨明斋做出了“忠厚长者”的赞语（《青运史资料与研究》第三期《曹靖华同志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情况》）。
据余世诚、张升善的研究，1922年中共二大之后，杨明斋对“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持不同意见，不过他服从党的决议，作为苏联顾问团的翻译在广州做促进国共合作的工作。1925年，杨明斋远赴莫斯科中山大学总务部门工作，负责全校500多名中国学生的衣食住行。当时，莫斯科生活物资奇缺，他克服种种困难，保障了这群远离祖国的年轻人在异国安心学习。
杨明斋不仅是一位革命工作者，也是一位理论研究者。针对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复古思潮，杨明斋于1924年出版了四卷十六章的《评中西文化观》专著，阐述以社会主义道路改造中国的思想见解。1927年夏天，中国大革命遭遇失败，杨明斋告别中山大学的师生，取道海参崴再次回国投身革命。隐居平津的两年间，杨明斋以中学教师的身份继续地下党工作，还写出了《中国社会改造原理》一书，主张从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入手，用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为指导改造中国社会。1930年，杨明斋因偷越国境被苏联拘留；1938年2月，苏联“反托”清洗风潮中，杨明斋以被捏造的罪名逮捕，同年5月牺牲。1989年1月，苏共中央为杨明斋恢复名誉。
1988年，由余世诚、张升善编著的《杨明斋》一书由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张升善回忆，由于一直找不到杨明斋的真实照片，工作人员根据其胞弟照片绘制图片，根据亲属意见调整发型和衣着，得到了最接近杨明斋本来面目的“照片”，放在该书封面上。2019年，山东广播电视台播出记者在俄罗斯拍摄的杨明斋专题，意外从档案馆找到了他的真实照片，也成为杨明斋研究的一大突破。当杨明斋的真实照片出现时，他的犀利目光、英武形象瞬间穿透了历史烟尘，直抵后人内心。
张升善等研究者终于“见到”了杨明斋“本人”，而在追寻革命先行者的过程里，研究者本身也被革命传奇所浸透、交融、激励，寻找者仍在砥砺前行。（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米荆玉）
多地漂泊，信念如一
1926年，延伯真才29岁，但他的人生履历却并不“年轻”。这一年，他和妻子刘雨辉将全国最早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带回家乡。49年后，在第四届全国人大召开期间，周恩来见到《宣言》最初译者、时任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紧握着他的手问道：“《共产党宣言》最早的译本找到没有？那是马列老祖宗在我们中国的第一本经典著作，找不到它，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心病啊！”
谁都没想到，这本《共产党宣言》历经半个世纪的炮火，安静地躺在一个不起眼的小村落里。1975年秋天，广饶县大王镇刘集村84岁的老党员刘世厚把《宣言》交给当地政府，《宣言》背后的故事由此穿越时空浮现出来。
延伯真
1926年冬，延伯真夫妇从济南回家乡探亲，带回了许多令人振奋的革命信息以及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及《向导》周报、《新青年》杂志等丰富的精神食粮。刘雨辉将这本珍藏多年的小册子交给刘集支部书记刘良才，在抗日战争年代，几经转折，最后交到刘世厚手中。
青岛发展的第一个共产党员
延伯真1897年生于广饶县大王镇延集村的一个农民家庭，祖父是一名乡下秀才，父亲终生从事农耕。1916年秋高小毕业后，延伯真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五四”运动爆发后，他积极参加济南学生的反帝爱国活动，上街示威游行，发动商人罢市，开展反帝宣传。“五四”运动后，他与张玉山等进步同学组建“青年互助社”，研究新文化和乡村教育。
1921年夏，延伯真毕业，翌年先后在家乡和平阴县展开农村教育，因遭到保守势力的反对，最终被迫终止。不久，延伯真来到青岛谋职。经友人介绍，他先到姜哥庄初级小学任教员，后到公立青岛国民小学任教员。1923年初，国民党在青岛创建外围组织平民学会青岛分会，开始在工人、学生、教师、店员及下层职员中秘密活动，发展党员。1月，经广饶籍国民党员李郁廷介绍，延伯真加入中国国民党。4月，中共山东省组织派邓恩铭到青岛开展工作，延伯真和邓恩铭交往密切；11月，王尽美抵青，与延伯真多次接触。是年底，延伯真由王尽美、邓恩铭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济南地方执行委员会在青岛发展的第一个党员。
入党后，延伯真曾多次返回家乡开展党的工作，广饶县中共党员延安吉在《回忆广饶、寿光、青岛党的活动情况》中，回忆起1923年冬，延伯真回到广饶、寿光一带开展党的工作，并分别介绍延安吉和寿光县张家庄的张于山入党，在其指导下，张玉山、王云生和延安吉组成中共“寿广”支部。此后，以党支部为基础，不断发展党员，扩大组织，销售《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办农民夜校。1925年，延伯真在广饶大王延集村成立中共延集支部，这是山东省最早的农村支部之一，也是东营地区第一个党支部。
1925年2月，青岛第一个共产党支部建立，邓恩铭为书记，延伯真任宣传委员。青岛日商纱厂工人举行罢工后，延伯真参与发动和宣传工作。“五卅”惨案发生后，延伯真奉命到济南。同年7月，国民党山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延伯真为国民党山东省党部执行委员。8月，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改组，邓恩铭、延伯真、孙秀峰三人当选为委员，邓恩铭任书记，延伯真负责组织工作。1926年3月，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召开农运工作会议，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召开山东农民代表大会，延伯真负责这两次大会的组织工作。
成立中共烟台第一个党支部
2021年的烟台广仁路，鳞次栉比的百年老建筑风韵十足。广仁路中段，一座比较醒目的近代建筑，铭文上记着“烟台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旧址”。这里，诞生过中共烟台第一个党支部。以广仁路为轴心，这里串起的是百年前延伯真等人的红色青春。
1925年至1927年，延伯真来到济南，与山东省委书记吴芳一起共事。如果以现在人的眼光评价延伯真，他应该是活在19世纪的95后，儒雅的外表下，是一颗充满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的心，这让延伯真的性格里多了耿直、倔强，也成为其命运轨迹转折的原因之一。
延伯真日后回忆起这段过往。他说，在得知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便提出要去汉口看看形势，由于和吴芳沟通上的失误，吴芳以“自由行动”错误地让延伯真留党察看并将他调到淄川煤矿工作，延伯真对这一处分不满意，在长期沟通无果后，他决意离开济南前往烟台。“我知道山东几个大城市都有了组织，只剩下烟台还没有，就决心到烟台去把组织搞起来。”
1927年，延伯真来到烟台，举目无亲的他靠着乡党邓天一的介绍，在烟台牌照局当了一名调查员。此时，烟台的另一名共产党员徐约之已在烟台播撒革命火种，徐约之在益文学校先后秘密发展许端云、陈恒荣二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党小组。由于延伯真经常在广仁路基督教男青年会和一旁的青年图书馆读书学习交流，因此先后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其中就包括徐约之。
1928年5月，秘密召开了由徐约之、延伯真、胡世星、赵横之、许端云等人参加的党员集体会议，决定正式成立中共烟台支部，并一致推举徐约之任党支部书记，延伯真、胡世星为委员。此后，延伯真以书信的形式把烟台成立党支部的事向省委进行汇报，并由胡世星持延伯真写给山东省委的亲笔信，直接去济南和青岛等地，寻找山东省委，尽快建立上下级组织关系。经过多方努力，山东省委终于派人来到烟台。1928年7月，烟台支部与山东省委取得联系，正式接上了组织关系。
发现、传递“东宁要塞”情报
在延伯真的一生中，有一段隐秘不为人知的经历，即便在他自己忆起时也是寥寥几句带过。但根据延伯真及其儿女的回忆，我们可以对那段岁月一探究竟。
对于为什么从烟台去东北，延伯真是这样说的：“我在青岛和烟台的时候，常见到许多难民源源不断地往东北去，找到这些难民，把他们组织起来，是何种有为的事。想到这些，我就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在这种动机的支配下，我马上设法去东北。”然而，去往东北的艰难，远非这几句话就能一笔带过，此时的延伯真已成家立业，家中既有年迈的父亲，还有年仅8岁的幼子，然而，延伯真已将生命托付于共产主义事业。1928年3月，他决定启程。
根据延伯真二女儿的回忆文章，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苏联远东情报局情报员韩心平把延伯真介绍给该局，表面上延伯真是东宁县某小学的教员，但他经常到苏联的四站、海参崴等地报告工作。
延伯真在远东情报局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在东宁县建立情报站。随着妻子刘雨辉和儿子来到东北，自1931年至1946年，延伯真一家都在秘密为远东情报局工作。每搜集到情报，通常由延伯真打草稿或口述，刘雨辉抄写，再由刘雨辉把情报缝在延伯真或二儿子延仲宁的衣裤里送出，那时候的延仲宁只有13岁，却已承担大量的送情报任务。
东宁情报站干得最出色的一件事是获得“东宁要塞”的情报，并成功送到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当年日军盘踞东北，他们规划了十余处超大军事要塞群，而东宁要塞的位置被列为“特”级，由于地处中苏边境，东宁要塞被视为关东军打击苏联军队的杀手锏。
据延仲宁回忆，在1931年或1932年，在东宁县城就可以听到轰轰的爆炸声，这是日本人在开山炸石，延伯真自然察觉到异样，他曾多次前往山区侦查，但却碍于日军守卫无法靠近。延伯真因工作原因，喜欢广交朋友，他在一次外出照相时得知照相馆主人姜延平曾到东宁要塞未防御工事拍照，在延伯真劝说下，姜延平同意为其提供东宁要塞情报。延伯真在文章中写道：“后来，姜延平借机将东宁一代的阵地构造照片图样，连人带物等整个地拍摄下来，我很快就送到了苏联远东情报局。”
东宁要塞之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战，虽然无法从史料中考证延伯真传递的情报起到了多大作用，但随着东宁要塞的攻克，第二次世界大战落下帷幕，延伯真、刘雨辉等人注定是这段历史上无法磨灭的记忆。
延伯真一生都未写过回忆录，广饶县党史办曾多次给延伯真去函，希望他写些什么，但他始终未动笔。他是在《共产党宣言》影响下成长起来的老一代共产党员，在他看来，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比起牺牲的同志，能活下来已经心满意足。（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张芝萌 ）
（本版稿件由青岛市委党史研究院协助采写）
责任编辑：岳文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