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旧石器时代到明清，从田野到水下，29处考古现场，5到6万年时间跨度，1月7日，考古主题展“探源青岛——青岛地区考古成果展”亮相青岛市博物馆，作为开年第一展，纪念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这也是青岛首次系统梳理展示青岛地区田野考古、水下考古的工作成果。
视频摄制：青岛日报社/观海新闻记者 李晓彤
据介绍，青岛的考古，与全省乃至全国的考古工作发展进程同步，在其近百年的考古发展历程中，经过几代考古人的接续奋斗，青岛地区的历史发展脉络逐渐清晰，历史文化面貌逐渐显现。青岛因海而生，伴海而兴，其独具特色的海洋文明见证了中国几万年南来北往的历史。展览共分为任重道远、稽隐索微、文华璀璨三部分，从梳理青岛考古工作发展历程入手，介绍了田野考古、水下考古的流程方法，最后将青岛近年来的考古成果作为展览展示重点呈现给观众。
在展览的起始部分，观海新闻记者了解到，最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青岛地区既已开启了考古发掘工作，那时，日本的相关学者曾经在这里做过一些工作，当年的延安路附近，还进行过有关贝丘遗址的发掘。城阳区的城子遗址也开展了诸多考古调查和发掘，并有诸多发现。当年的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也曾在青岛开展工作。而展览重点展示的，则是上世纪50年代之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成立之后，考古工作的大规模开启。
在展览的第三部分，以时间为轴线，以考古遗址及出土文物直观展现了青岛地区的历史文化面貌。展览共计展出青岛地区考古发掘出土文物160余件/套，介绍青岛地区考古遗址29处，年代自旧石器时代直至明清时期，时间跨度5至6万年。其中，从2019年到2021年，连续发掘三年时间的琅琊台遗址，因地处景区而最为青岛市民和游客熟知和关注，在展览现场，参与遗址发掘工作的青岛考古队队长彭峪亲临现场，现场解说这处遗址目前的收获与价值。他透露，琅琊台大型基址的发现，反映出秦汉早期帝国的文明与国力。因为在那一时期，青岛所在的地域地处边陲，而在这样一个边陲地区居然拥有如此浩大的国家工程，国力之盛可见一斑。城阳区霸王台遗址出土的一件青铜戈也引人注目，专家介绍说，遗址中发现有大量青铜器，以及日常使用的陶器，推测遗址的形成与战争相关。那件青铜戈，则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件利刃武器。遗址体现了商周时期中原文化东渐与东夷文化发生的碰撞交融。
琅琊台遗址出土的“千秋万岁”瓦当（汉）。
据介绍，此次展出推介的30处遗址极具代表性，它们不仅学术价值重大，且特别注重考古新技术的运用。而展览现场所设计的发掘场景设置，则是希望能够带给参观者更多考古现场的沉浸式体验。
市文旅局相关领导表示，此次展览作为青岛地区考古成果转化为陈列展览的一次创新实践，不仅集中展现了青岛独特的文化底蕴和清晰的历史脉络，也是考古成果惠及全民的有效举措。希望在新的一年，青岛市文博工作者能够继续携手共进，探索文化遗产“活态利用”新路径，真正“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河南庄遗址出土的文物。
展览由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策划，青岛市博物馆、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青岛市各区市共同承办。在展览开幕式结束后，青岛市博物馆联盟各成员单位、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的相关人员还共同参与了主题为“青岛地区的考古发现与成果展示”的座谈会。对未来青岛地区考古成果转化为陈列展览、普惠全体市民，强化市博物馆联盟成员单位之间的联系、提升办展水平等进行了有效的沟通与交流。
展览将持续至3月31日。（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李魏/文 王雷/图）
附：展览中29处遗址简介
1 莱西市旧石器地点
2012年3—4月，在莱西市境内开展寻找早期文化遗址的专项考古调查，共发现19处旧石器地点，并采集到88件石器标本，这是青岛地区首次明确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存，揭开青岛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序幕。莱西市旧石器遗存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特征。以前我乐村、花岭为代表的大沽河流域中游东南部地区，呈现出典型的砾石石器传统特征，其年代或许比石片石器更早。以小里庄、肖家庄为代表的莱西东北部地区采集的石器，呈现出典型石片石器传统特征，与黄岛区大珠山旧石器遗址出土石器特征相似。
2 黄岛区大珠山旧石器遗址
黄岛区大珠山旧石器遗址是青岛地区首个有地层依据的旧石器遗址。通过对地层堆积、动物化石种属、石器特点的初步鉴定和分析，该遗址的地质年代属晚更新世晚期，文化时代属旧石器时代晚期；经碳十四测年，初步的测年结果为距今约6—5万年。这一发现将青岛有人类居住生活的历史上限提到大约6—5万年前。大珠山旧石器遗址的发掘为完善山东乃至华北地区旧石器考古序列，探讨石器技术的演变和人类行为的发展及当时的生态环境增添了宝贵的材料。
3 北阡遗址
北阡遗址地处即墨区金口镇北阡村北50米处的台地之上，1980年文物普查时首次发现。2007—2013年，由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和山东大学考古系联合，先后4次对该遗址进行考古发掘，首次在青岛地区发现北辛文化时期遗存。北阡遗址是一处典型的近海贝丘遗址，年代可追溯至距今约7000年，出土文物近5000件，是青岛古代先民靠海而居、依海而兴的重要例证。
4 平度市韩村遗址
韩村遗址属大汶口至商周时期文化遗址，位于平度市明村镇韩村村南100米处的高台地上，西临胶莱河，总面积约28万平方米，1988年文物普查时发现。韩村遗址的发现，填补了胶莱河一带早期文化的空白。遗址中发现的大汶口文化早期遗存既有潍淄流域大汶口文化的特征，又有胶东半岛地区早期文化的特征，为研究大汶口文化和胶东半岛早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5 胶州市三里河遗址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于1974年和1975年两次发掘，遗址主要文化堆积为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是青岛地区首次明确发现龙山文化遗存叠压大汶口文化遗存的遗址，明晰了龙山文化由大汶口文化发展而来，距今约3800—4500年。
6 赵家庄遗址和台头遗址
青岛地区的龙山文化，最引人瞩目的成就之一是稻作农业的考古发现和综合研究；这些成果不仅丰富了山东地区史前农业研究的内容，也为“水稻传播由长江中下游—山东半岛—朝鲜半岛—日本”的“水稻之路”假说增添了关键证据。水稻的种植，也表明龙山文化时期，青岛地区的气候较之现代更为温暖湿润。
赵家庄遗址位于黄水河东岸阶地上。考古发掘过程中，开展了系统的植物考古研究，不仅在靠近东边低山丘陵的居住区的灰坑堆积中浮选到丰富的炭化植物种子果实、提取到丰富的植硅体，而且在靠近河道的位置发现了疑似的沟渠、田埂、田块儿等水田遗迹。经过科学的分析研究，植物考古专家确定，灰坑中出土的炭化种子果实等，包括了水稻、谷子、黍子、大豆、小麦、大麦等农作物和野大豆、野葡萄、紫苏等野生食物资源。
因为有了赵家庄遗址农业考古研究的经验，考古学家在黄岛区台头遗址再次确定了稻田遗迹的存在。
7 平度市东岳石遗址
位于平度市大泽山镇东岳石村东南部的东岳石遗址，是岳石文化唯一的命名地。岳石文化与中原二里头文化（学术界认为是夏文化）同期，是夏商时期东夷文化代表，距今约4000—300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岛市文物局于1960年和1993年，分别两次对东岳石遗址进行发掘，出土珍贵文物2000余件，为研究山东龙山文化的去向和夏、商时期的东夷文化提供了重要线索。
8 李沧区古城顶遗址
珍珠门文化是商时期东夷土著文化的代表，承袭岳石文化发展而来。在对古城顶遗址发掘过程中，发现珍珠门文化遗存，起始段约从珍珠门文化的二期延续至四期（约为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本次发掘为完善胶东地区商周时期夷人文化发展的时空框架提供宝贵材料，同时也为研究商周文化“东渐”的范围和程度提供重要依据。
9 城阳区霸王台遗址
霸王台遗址位于城阳区夏庄镇云头崮水库中心、石门山下一处黄土台地，据推测台地原有8米多高，东西长约300米、南北宽约200米。自1953年以来曾被多次勘察，出土器物包括铜镞、石镞等兵器以及红烧土灶址等人类活动痕迹。从出土器物看，整个遗址战争印记浓重，其形成或许与战争有关，是商周时期青岛地区本土文化与中原文化斗争融合的重要物证。
10 胶州市西庵遗址
西庵遗址位于胶州市张家屯镇西庵村东南部的高台地上，是一处西周早期的奴隶主贵族墓地，遗址分为上中下三层，有龙山文化、商周墓地、战国遗存。1976年春发掘出西周时期的一个车马坑和两座墓葬，车马坑内殉葬一车四马二人，随同车马出土的多为铜制兵器；另外还有陶器、青铜器类文物出土。墓葬丰富的遗存为研究青岛地区的商周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特别是两件刻有“父甲”“冉父癸”铭文的青铜器，为研究中国古文字的发展提供了宝贵资料。
11 李沧区河南庄遗址
河南庄遗址位于李沧区城市范围内，是一处西周到战国时期的聚落遗址。已经发现的遗迹可划分为生活区及墓葬区。此次发掘出土大量商周时期遗物，加之历史文献对于商周时期该地区记载的缺乏，河南庄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具有填补地区历史记载空白的意义。
12 平度市即墨故城
即墨故城是东周时期齐国的东方大邑，齐国“五都”（5个中心城市）之一，著名的田单“火牛阵”发生地。通过考古调查了解，整个城池坐北朝南，呈南北长、东西宽的矩形形制，城墙南北长5公里，东西宽2.5公里，周长15公里。残存城墙4—5米高，墙基宽达40多米，还有战国钱币、币范以及石质建筑构件的出土，足以印证即墨故城当年的辉煌岁月。
13 西海岸新区琅琊台遗址
琅琊台遗址自1973年以来经多次调查、勘探或抢救性清理。《史记·封禅书》载“（齐地八神）八曰四时主，祠琅邪。”秦始皇曾三次巡视并“作琅琊台，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此后秦二世、汉武帝、汉宣帝及汉明帝等皆曾登临琅琊台。琅琊台遗址发现的大型夯土台基、建筑基址、石质地漏和排水系统，是我国秦汉时期秦皇汉武巡狩东方疆土的重要例证。
14 西海岸新区田家窑汉墓
田家窑墓地位于青岛市西海岸新区王台镇田家窑村东约0.5公里处，阁老山的南坡。青岛市文物局与现黄岛区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古队，于2000年对其进行抢救性发掘。墓葬编号M1，出土文物丰富，计有青铜器、陶器、玛瑙琉璃器、玉器、骨器等共百余件，其中以玉器为大宗。根据出土器物推测年代当为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
15 平度市界山汉墓
界山汉墓位于平度市灰埠镇潘家村东北的界山上，习称“花园顶”。2000年进行考古发掘，共发现三座墓葬，M1出土草叶纹铜镜19面，为目前国内汉代墓葬考古中鲜见；M1、M3出土青铜器部分带铭文且内容相关，据此推测此处应为西汉中期平度候家族墓地。界山汉墓的发掘，不仅对研究平度侯国的历史，也为研究西汉时期的墓葬形制和丧葬习俗等提供了新的资料。
16 莱西市岱墅汉墓
岱墅西汉墓位于莱西市小沽河东岸岱墅村东高地上，1978年进行发掘，清理古墓两座，出土大量彩绘漆器和鼎、钫、壶等青铜礼器。岱墅汉墓墓主人或为汉代胶东国统治者的亲属或近臣，其墓中出土的大木偶为国内首次发现。
17 西海岸新区土山屯汉墓
土山屯墓群位于青岛市西海岸新区土山屯村东北岭地上，共清理汉魏时期封土15处，墓葬125座，出土遗物丰富，其中尤以四号封土下M147、M148最具代表性，保存完好且制作精美的随葬品，是西汉晚期琅琊郡中下层官吏生前生活的写照。土山屯墓群墓葬形制为墩式封土墓，其布局、封土、祭台、棺椁形制、出土文物等均保存较好，构成完整的有机整体，在汉代中低级贵族墓葬发掘资料中非常罕见。
18 莱西市西沙埠遗址
西沙埠遗址为一处战国至魏晋时期的古城遗址，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先后四次对遗址进行勘探调查。据文献记载，明确此处为北魏长广古城城址。通过调查勘探，遗址的范围、布局、功能分区等问题基本明晰，对于研究汉魏时期郡治城市的布局和建筑特征具有重要意义，为以后大遗址的保护与开发利用提供有力证据。
19 莱西市下马庄魏晋时期墓葬
下马庄墓葬遗址是一个东汉至魏晋时期的古墓群。墓葬出土了大量带着精美雕刻图案的青砖、20多枚铢钱以及一件白陶罐，可能与西沙埠古城遗址有着紧密相关的贵族墓葬群，这一发现为西沙埠遗址发掘增添了新的考古资料。
20 平度市埠口遗址
为配合山东胶东地区引黄调水工程的施工建设，2006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度市博物馆对平度市埠口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现灰坑、窖穴、水井、石砌排水沟等遗迹，出土了丰富的陶器、瓷器、铁器、石器、骨器等遗物。依据遗址出土的器物特征以及发现的排水沟、小型窖藏等遗迹现象推断，该遗址应为北齐到隋代的短期居住址，因战乱或其他特殊原因遗址居民紧急搬离，可能反映了该时期山东地区多战乱的历史状况。
21 胶州市板桥镇遗址
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北航线上的重要港口，板桥镇“人烟市井，交易繁华”，是整个胶东半岛最重要、最繁忙的古港口。一千年中，满载丝绸、瓷器、茶叶等珍贵货物的船队从这里出发，驶向世界。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经文物工作者多次考证，最终确定板桥镇遗址，面积约有6平方公里。
2009年，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了规模较大、保存较好的大型衙署建筑遗址，以及大量宋金—明清时期的瓷片、铁钱，再现了板桥镇在宋金之际作为海上丝绸之路港口城市繁荣的景象。
22 即墨区东障墓地
东障墓地位于现即墨区，北距东障村300米。2010年对东障墓地进行抢救性发掘，共清理宋金时期仿木结构砖室墓葬6座。按照墓室平面形状可分为四角形、六角形两种。6座墓葬布局规律整齐，年代相近，可能为一家族墓地。东障墓地的发掘为研究青岛地区宋金时期的葬俗葬制以及相关历史文化提供了可贵资料。
23 即墨县衙旧址
据《即墨县志》载，自隋开皇十六年（596年），即墨城由今平度迁来，立于今治，已历1400余年。即墨县衙为山东省目前仅存的三堂老县衙遗址。2011年，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在遗址内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发掘了房址、路面、灰坑、水渠、过道、水井等各类遗迹，出土瓷器、陶器、石器、铁器等大量遗物，是青岛乃至山东地区近年来明清考古重要发现之一。
24 明清海防遗迹
青岛地区的海防遗迹作为明清以来国家海防重要组成部分，在明清两代乃至中国近代史上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对青岛地方区域社会政治变革亦产生深远影响。明清时期，青岛设有即墨营、鳌山卫、灵山卫、雄崖所、浮山所、胶州所、夏河所、唐岛炮台、古镇口炮台、亭子兰炮台以及烽火烟墩等数量众多的海防设施，构成了以卫所为中心的“营-卫-所-炮台-墩台”海防体系，历经百年至今尚保存大量的海防遗迹。
25 即墨区金口港遗址
金口港兴起于明末，自清代乾嘉时期兴盛，在二三百年间，曾是即墨、胶东乃至山东半岛最为繁荣的沿海港口，对明清时期山东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南北方文化交流等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青岛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2016年进行的考古调查勘探，发现了古港码头，基本摸清了金口港遗址的分布范围和布局。采集的大量明清至民国时期瓷片，印证了南、北方的经济贸易交流和文化交流；发现少量国外风格的瓷片，表明了金口港与“海上丝绸之路”密切相关。
26 平度市隋代双体木船
古船发现于平度市大苗家村西南0.5公里泽河东岸的海滩空地上。1976年对古船进行了清理，这是青岛市乃至山东省涉及水下考古领域的首次工作，具有开拓意义。
木船船体两侧分别是三段整树舿制、衔接而成的两条独木舟，断面“U型”，整个船近似梭形。据推测，该船总长度在23米左右，载重达23吨，船只的出土对于研究隋代造船技艺具有重要价值。中国古代有人称这种船为舫或方船，战国时期已有记载。依据与船体共出的隋代五铢钱判定，平度双体木船是隋代废弃的，使用年代大致相当，是中国目前所见的年代最早的双体船实物。
27 琅琊台海域鸭岛沉船遗址
鸭岛遗址位于琅琊镇以南8公里处，距大陆岸线最近距离为400米。1979年青岛市博物馆曾在该海域附近采集到部分明代青花瓷器，2002年青岛市文物局和国家博物馆合作对该海域进行了调查，确定了沉船遗址的位置，并采集了部分瓷片。2007年结合第四期全国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培训实习对该沉船遗址进行水下考古发掘。船体已不复存在，仅留下了船舱中的货物与礁石凝结在一起。出水文物有石碇一条和部分瓷器，瓷器具有明显的明代晚期景德镇窑瓷器特征，推测沉船应为来自南方福建或浙江海域的明代晚期沉船。
明代，景德镇民窑产品行销全国，北方也多使用景德镇民窑的瓷器。鸭岛沉船遗址的发掘对于我们研究南北海上交通及海上区域性贸易等提供了重要的资料。转运瓷器的船只在青岛附近海域沉没，青岛在当时北方地区港口城市中的地位可见一斑。
28 胶州湾海域近代沉舰
胶州湾海域地理位置在历史上颇具重要性，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唯一的亚洲战场，留下众多近代沉舰遗存。为深度挖掘青岛历史文化内涵、充实青岛海洋城市的文化特色，以胶州湾海域为重点的水下考古调查工作于2012年、2020年分别开展，并取得重大成果。胶州湾海域近代沉舰的调查和发现，不仅丰富了我国水下考古沉船遗存的类型，为青岛近现代史的研究提供实物资料；同时为深入推动我市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更好地为加快建设蓝色经济领军城市、打造海洋强市服务。
29 甲午海战致远舰沉舰出水文物保护（非青岛地区遗址）
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作为统筹全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机构，在青岛设立北海基地，填补了我国北方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国家级公共技术支撑平台的空白。北海基地集水下考古调查、勘探、发掘、保护、展示、研究、学术交流、人才培养于一体，统筹黄渤海海域，是面向全国乃至世界的国家级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基地，引领并推动着黄渤海海域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随着北海基地的投入使用，“致远舰”“经远舰”等出水文物在北海基地开展保护修复与考古研究等一系列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工作。
“致远舰”遗址地处辽宁省丹东市东港海域。该舰残长约61米，最宽处11.5米，舰体保存的高度约2.5米，考古工作提取文物300余件(套)，获评2015年度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致远舰”沉舰遗迹是中日甲午海战的真实见证，它们的发现还原了一段悲壮历史，对于近代史、海军发展史、世界海战史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对其文物进行保护修复和深入研究，有助于从技术层面上丰富乃至修正甲午海战诸多细节，为甲午海战和世界海军舰艇史的研究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考古资料；为凝聚民族力量、实现富国强兵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教材，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单蓓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