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只有理解了托尔斯泰的“内耗”，才能真正读懂理性与冲动交战的人生——
一个人能否按自己的内心生活
“终于能按照自己的内心写作了，却不能按一个人的内心生活”。20世纪90年代，诗人王家新在一首名为《帕斯捷尔纳克》的诗作中道出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心声，也提出了一个无论在任何年代、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一个人能否按自己的内心生活？
当我们在21世纪的四分之一处重新寻求这一命题的答案时会发现，比之帕氏，生活在19世纪、与自己小说主人公同频共振的俄罗斯文学贵胄列夫·托尔斯泰，用一生做出的回应似乎更能令今天的人们共情——
今天，张雪峰告诉我们，人生应从理性出发，寻求现实意义的最优解；一个名叫张雪、没有任何背景资源的草根机车爱好者，却凭借不息的狂热与冲动，完成一场梦想主义者的逆袭，向我们证明，“按自己的内心生活”才是人生最优解……而托尔斯泰，这位立于文学史之巅、与我们相隔近两个世纪的文学大师，于戏剧性的内心之战中现身说法，给予人生第三种答案：人性是复杂的，人生没有最优解，而我们终将生活于理性与冲动的交战之中，直至生命终结。或许，这才是一个人“按自己的内心生活”最真实的写照。
《列夫·托尔斯泰：逃离乐园》
（俄罗斯）帕维尔·
巴辛斯基 著
何守源 译
启真馆/浙江大学
出版社2023版
2028年列夫·托尔斯泰将迎来200岁诞辰，从不同版本的“托尔斯泰大传”到上海文艺出版社新近出版的《托尔斯泰小传》再到以赛亚·伯林的经典《刺猬与狐狸》中那个“明明是狐狸偏要做刺猬”的托尔斯泰，我们是否能够通过书籍，真正了解这位时空距离遥远而“内耗”气质投契的人生导师？他究竟是成就了《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三座文学高峰、把现实主义小说推到“世界可被书写”极限的大师级作家；还是那个离家出走、怼问“我可以紧紧拥抱的人是谁”的永远在欲望与内省间挣扎的孤独“怨夫”？
《托尔斯泰小传》
（英）安德烈·佐林 著
周唯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2026.02
托尔斯泰的一生，正如他留给世人判若两人的印象：一极指向克制与自省，是理性占据上风，须仰望才见的精神圣徒；另一极则指向充满欲望冲动、受困于琐屑本能的凡夫俗子。或许只有理解了托尔斯泰，才能克服那些不可复制的人生的极端特例，真正读懂理性与冲动交战的复杂人性，也才能读懂《托尔斯泰小传》的作者安德烈·佐林的金句：一个特定个体的思想、情感和决定，与他有意识的偏好几乎没有关系，而是无数冲动的结果，这些冲动使任何个体的灵魂都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
“壮志”未酬的少年
翻开任何一本列夫·托尔斯泰传记，主线叙事里都有一个“绿棒”的故事。那是童年时托尔斯泰的哥哥尼古拉讲给弟弟妹妹们听的，小列夫将之铭记于心。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我当时听说有一根绿棒，上面的铭文告诉我们如何消灭人类所有的恶，给予他们最大的善，我现在相信这是真的，它将为人类所有，给予他们所承诺的一切。”
托尔斯泰一生从未放弃对“绿棒”的信仰和找寻，他在遗嘱中也要求将他葬在幼年寻找“绿棒”宝藏的地方附近。
彼时与这一看似不切实际的“壮志”同等困难的，是完成纷杂的学业。在一篇19岁写下的日记中，托尔斯泰为自己设定了具体的可资实现的“壮志”：掌握现有的大部分科学和艺术，即法律、医学、农学（包括理论和实践两个部分）、历史、地理、统计学、数学、自然科学、音乐和绘画；学习六种语言，撰写一篇专题论文，以及数篇“他即将学习的所有科目”的随笔。他在日记中说自己想对这些领域进行不同程度的探索，如：在音乐和绘画方面，只期望达到“平均程度的成就”。同时，他还制定规则，内容涉及发展身体意志、情感意志、理性意志、记忆和心智，第一条即包含两点：“独立于一切外在环境”；远离“女人堆”。显然，与今天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一样，两方面他都未能如愿。
不得不承认，年少的托尔斯泰在语言方面的天赋出类拔萃，他学习古希腊语的速度在后来的古典学者看来简直不可思议。但其余科目都不及格，包括俄国历史。他不得不转去法律系，依然未能获得学位。但这些对于一个拥有俄国贵族血统并一处名为雅斯纳亚·波良纳的庄园遗产的“富二代”而言并不构成问题。大学肄业的他甚至还谋得过一个公务员的闲职，随后到来的军旅生涯和几乎同时开启的文学事业则让他有更多时间在“绿棒”的壮志与难以克服的世俗欲望间争战与省思。
1851年在赌桌上输掉无法偿还的钱后，托尔斯泰跟随哥哥兼导师尼古拉参军。他的日记中依然充满壮志未酬的兴叹：我被生活的琐屑折磨着——我觉得这是因为自己很琐屑的缘故——但我仍有力量鄙视自己，鄙视我的生活。我身上有一种东西使我相信，我生来就要与众不同……我仍然被渴望折磨着——不是渴望名声，我鄙视它——而是渴望对人的幸福和价值产生重大的影响。难道我要就这样怀抱这个无望的心愿死去吗？
不能自洽的“争战”
在安德烈·佐林在《托尔斯泰小传》的记述中，1850年代初对于俄国而言是一个既困难重重又令人兴奋的时期，沙皇尼古拉一世急于压制一切异议，陀斯妥耶夫斯基就是在此时被捕，又在刑场被赦免送往西伯利亚。彼时的文坛，上一代领袖作家果戈理去世，重大的变革正在发生，俄国正准备告别它的黄金时期，怀旧的情绪弥漫。
人们热切期待一批年轻作家的新作，其中包括小说家屠格涅夫和冈察洛夫、伟大的讽刺作家米哈伊尔·萨尔蒂科夫-谢德林……他们聚集在诗人普希金创办的文学杂志《现代人》周围，而此时托尔斯泰首发于《现代人》的处女作《童年》正当其时。托尔斯泰受到了最排外的文学圈子和贵族沙龙的欢迎，文学前辈屠格涅夫称誉这位“新的天才”，承认他的卓越，并想引导和打磨这位年轻的同行，这令托尔斯泰反感。安德烈·佐林毫不避讳地谈及了这位伟大文学家的“拧巴”：“他既享受又厌恶自己获得的名望。在得到被他自己称作‘人类行为的强大动力’的虚荣和名声的同时，亦随时准备反对既定观念，尤其是当重要人物以权威的语气发表意见的时候。”
《现代人》杂志的作家们：托尔斯泰站在左边，屠格涅夫坐在左二的位置（1856年）。
1857年，托尔斯泰第一次出国，去那时欧洲公认的文化之都巴黎。他终日流连剧院和音乐会，却对巴黎人的自负和公然纵欲相当不耻，尤其对同居和公开处决两种现象无法容忍。对于一个从战场归来、经常光顾妓院且总是在挣扎中屈从于欲望的人而言，这多少有点匪夷所思，托尔斯泰在给好友的信中解释说，“他无法接受这种他眼中完全自我满足、习以为常的恶行”，并由此“清楚地看到一个非人的现代国家最初的表现”。佐林将之视作其“对现代性的彻底否决”，并提及当时托尔斯泰写给屠格涅夫的另一封信，信中，托尔斯泰恳求屠格涅夫不要乘坐火车，因为火车之于马车就像妓院之于爱情：“尽管方便，但也是非人的机械，单调无比。”实则后来证明，托尔斯泰并非一个顽固的技术恐惧者，他用托马斯·爱迪生送他的留声机录过音，坐过火车，还在房间的墙上贴过照片，晚年的他说，铁路本身没有什么好坏之分，主要问题是人们旅行的目的和原因。在他眼中，现代性没有通过这一试金石的检验。
《托尔斯泰大传：一个俄国人的一生》
（英）罗莎蒙德·巴特利特 著
朱建迅 等译
现代出版社2016版
托尔斯泰终其一生都在寻找能使俄国摆脱父权制野蛮状态而又不屈从于现代文明“非人的机械化”的方法，在今天看来这同样匪夷所思。当时的他却义无反顾投身他所认为的唯一正确的方法——教育农民的孩子。无论当时的主流价值观如何评判，托尔斯泰的教育事业连同他此间记录下的教学内容，都可与他伟大的小说成就相媲美。不过在继续从事教学和回归文学之间，托尔斯泰纠结的人生轨迹最终还是被当时废除农奴制之初动荡的时局改变了。
在1869年《战争与和平》最后两卷面世时，托尔斯泰又进入了新的内心“战场”。面对批评界“本书不属于当时存在的任何文学类别”的评价，托尔斯泰在日记中将那些欣赏“圣诞节的雪橇、巴格拉季翁的进攻、狩猎、晚宴、舞蹈”，但不欣赏“历史和哲学理论”的评论家比作狗，“他们认为厨师扔出来的食材就是他正在准备的真正餐宴”。而与此同时，他希望被认为是首创者和佼佼者。
然而，1871年托尔斯泰却表示：“我已停止写作，再也不会写《战争与和平》那样冗长的废话了……”这与他此时倾心于德国哲学有关，他认为黑格尔是“空话的集合”，更欣赏康德，但叔本华给了他“从未体验过”的“精神乐趣”，是他心目中“最智慧的人”。叔本华认为，“我们所有的决定、激情和抱负的驱动力是一种无意识的‘生存意志’，每一个欲望的满足都会催生一个新的欲望。”这种“生存意志说”恰恰契合了托尔斯泰所看重的人类蜂巢的概念，这一概念认为，蜜蜂的运动由一种个体无法控制的自然力量所驱动。德国悲观主义哲学家促使他重新省思自己的人生。
自我省思的写作
“托尔斯泰的传记作者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如何理解一位真正高于生活的人。”英国作家罗莎蒙德·巴特利特在为托尔斯泰所作传记《托尔斯泰大传：一个俄国人的一生》中如是说。对于托尔斯泰，理解自己同样是困难的，于是他写作，写作在他看来正是体察自我、认知真理的工具。
而学者刘文飞在《俄国文学：审美的乌托邦》中概括俄国文学的精神内涵：在俄罗斯的文化传统中，文学被赋予一种近乎“神职”的使命：它不仅是思想的实验室、民族良知的发声器，更成为一种替代性的公共空间。这种对文学的崇高信仰，以及作家内心深处强烈的道德使命感，贯穿于俄国文学史的始终。19世纪的托尔斯泰也不例外，他的使命之一是希望通过小说让人们爱上生活。
《俄国文学：审美的乌托邦》
刘文飞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2025版
而戏剧性在于，在完成使命的过程中，他发现自己无法热爱生活，甚至憎恨生活。在《安娜·卡列尼娜》的一个手稿中，他写道：“我们喜欢把不幸想象成一种集中发生的东西，想象成既定的事实，而不幸从来都不是生活中的事件，它就是生活本身，漫长的、不幸的生活，在丧失幸福和生活的意义时仍保留着幸福属性的生活。”
比之全面的“大传”，佐林的“小传”更加真切地揭示了这位文学巨匠的个人偏见和激情如何成为其小说的核心。托尔斯泰生命中充斥着对于性、音乐以及暴力这三种不可抗力的恐惧与省思，也在此过程中不断“提纯”着自己的精神洁癖，直至以那场著名的出走公案落幕。他是那个总要把自己的人生在欲望和信念间推向极致的人，而他也将之赋予了小说的主人公，《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被看作是他的化身，“他赋予他自己的生平细节、性格特征，甚至财务管理方式、日常习惯与偏好、社会观点和一种焦灼的精神追求，几乎是除了文学天赋之外的一切，而留给渥伦斯基这个标准的理想男人形象的东西却所剩无几”。他并没有把列文塑造成一个道德完人，相反，他身上充满了“笨拙的真诚”，那是他生活情境的镜像；而在《复活》中，聂赫留朵夫公爵身上则不仅有他对早年真实生活的省思与忏悔，还有他昔日挚友的影子，也是他自身精神追求的理想化体现……
或许正是此种“代入感”成就了小说的复杂性。在1876年的一封信中，他说自己写作时被一种需要驱动：把彼此相连的想法聚拢起来；而任何想法一旦被单独拎出来用语言表达，就会“失去意义并变得贫乏”；作品的“连接”并不是由观念本身构成，而只能通过人物个性、行动与处境来表达。他要求批评家别只盯着“奥勃朗斯基吃什么、安娜肩膀怎样”，而要穿过“那无尽的连接迷宫”，因为那才是艺术的本质。
“刺猬”与“狐狸”的对决
在托尔斯泰看来，任何思想、信仰或信念，除非能塑造个人行为，否则都没有价值。晚年的他更加偏执，他花了几年时间彻底改造自己的生活方式：在田间劳作，穿农民的衣服，留起更容易打理的农民式胡须，变成一个完全的素食主义者，戒烟、戒酒，放弃最爱的狩猎，辞退仆人，放弃金融交易，只携带少量现金接济穷人，对制鞋充满热情……而这些也激起身边人的情绪。妻子索菲亚曾抱怨他：为什么他让我总是处于一种无罪却满怀负罪感的境地？因为他不想让我活着，他想让我一直看着人们的贫穷、疾病和不幸而受苦，如果我在生活中没有遇到这些人，他就想让我去找他们。这也是他对孩子们的要求。
以赛亚·伯林在他著名的论著《刺猬与狐狸》中将托尔斯泰视作“刺猬”和“狐狸”的综合体——这是借用古希腊诗人阿基罗库斯的残句：“狐狸知道许多事情，而刺猬知道一件大事”。“刺猬型”思想家将一切归结于一个中心思想体系，追求一元化的真理；“狐狸型”思想家则拒绝单一价值判断，承认这个世界的多元甚至矛盾价值、偶然性与复杂性——伯林将托尔斯泰视为“天成的狐狸，却一心想当刺猬”——他不断追寻一个终极真理，却在追寻过程中不断发现新的问题，开启新的省思“战场”，正是所谓“狐狸的本性，刺猬的渴望”。
《刺猬与狐狸：论托尔斯泰的历史观》
（英）以赛亚·伯林 著
唐建清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2025版
或许托尔斯泰的困境不是“不能按自己的内心生活”，而是他终其一生都在寻找并不存在的“一个人”——那个统一的、纯粹的、可以被他完全认同的自我。在这个充满非黑即白的简单判断和快速标签的时代，理解了在写作与生活、真实与虚构、真理与现实间不断争战的托尔斯泰，才能理解他的文学，也才能真正理解我们自己。（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李魏）
青岛日报2026年4月12日3版
责任编辑：王亚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