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是胶州湾东岸历史上第一次有正式疾病记录的一年。
一份由管理当局撰写的备忘录《胶澳发展备忘录》显示，由于气候宜人，直到雨季来临之前，这里的卫生状况尚属良好。进入雨季后，除了屡见不鲜的风湿性关节炎，肠炎开始在欧籍移民和华人中陆续出现，紧接着又发现了一系列痢疾乃至疟疾病例。四个德国军人在抵达胶州湾不到十个月的时间里，相继被疾病击垮。
“刻不容缓”的现实
1898年伊始，当通晓汉语的德国民政官单维廉冒着寒风在海边丈量土地的时候，他和这些贫瘠坡地的主人，都不确切知道未来青岛的城市轮廓。三个月前，胶州湾事件发生，德国武装占领胶澳，直至1898年3月大清国与德意志帝国签订租借条约，青岛租借地浮出水面。这一年秋季，伴随着城市规划框架的浮现，第一份租借地年度报告宣告，这里将成为德国商团在东亚开拓市场的重要基地。
但憧憬商业远景并不是19世纪末青岛最紧迫的需求。《胶澳发展备忘录》记述：由于肠炎、痢疾、疟疾和风湿性关节炎等一系列病例的发生，作为临时措施，当局在海边搭建了九个毡房作为医疗病房，同时开放给平民使用。但在一些不良天气下，这些简易设施有诸多不便，因此该报告强烈意识到在青岛“新建野战医院刻不容缓”的现实，希望新建医院能够赶在1899年雨季到来前竣工启用。
这期间，鉴于气候、温度、湿度、光照、水资源、废水处理对健康影响的普遍性认识，结合欧洲诸多城市已有的经验，对地方性传染病的防御，被排在了胶州湾租借地重中之重的位置。开发之初，就本地优质饮用水不足带来的保健状况的不尽人意，政府方面似乎并不掩饰，倾向于认为“这是每个殖民地在初建阶段经常出现的现象之一”，希望随着住房与水源地建设等难题的解决，可以逐步获得改善，并达到不太低于同期德国本土城市的卫生水平。而这一切的核心环节，是一个符合要求的大型医院的投入使用。
与19世纪西医传入东方的主要途径不同，青岛新城最早设置的医院，没有传教士的身影。由管治主体叠加的专业性运转，从一开始就奠定了某种欲罢不能的方向意味，这决定了由此延伸的生长轨迹，起承转合与悲欢离合，都契合了青岛城市史的演变逻辑。
花园式建筑群落
当民政官单维廉为土地收购忙前忙后的时候，海边临时医疗木板房的仓促设置，以及种种不良的医疗状况带来的焦虑，促使胶州湾现代化医疗机构的建造势在必行。坐落在俾斯麦大街坡地上的总督府野战医院，与东南方向1898年竣工的要塞工程局，因此成为青岛新城最早开建的公共设施之一。
依照在柏林完成的青岛新城规划方案，永久性的城市医院驻地离开前海三个街区，在一片坡度很大的山丘南面，面朝大海，视野宽阔。从布局上看，这一区域已接近拟定的欧洲人居住区边缘，与规划中的总督府、总督官邸、教堂、学校、监狱、银行、海关、法院及行政公寓，构成了相互关联的官方建筑群落。民用建筑则包括了天主教住宅、亲王饭店、希姆森公寓和两家西餐咖啡馆。考虑到未来市民就诊的功能扩展，医院设计得大于实际需要。限于大坡度的落差地形，青岛的医院没有效仿之前广受推崇的巴黎拉里博瓦西埃尔医院的阁式布局，而采用了更为松散的平面分布，在高地下面依次排列，错落有致又彼此关照。大部分病房采用了对称样式，各个建筑体之间保持了足够宽的距离，中间预留大量绿化用地，这使得医院的庭院后来看上去像个花园。除了带有塔楼的院部办公楼，依次建设的医院房屋，普遍采用外廊，以连接和沟通各个部分以及所有南向房间。整个建筑群全部以红瓦覆顶，粗石收脚，局部并以粗石作为装饰，形成统一风格。
进入到1899年，由汉堡阿尔托纳区F·H·施密特公司担负施工的一所病房、两座医院附属建筑及药房和两处护理人员住房，已可供迁入使用。
空气、水和城市
1899年夏天到来的时候，开发中的青岛新城生活环境依旧十分恶劣。当年5月在经历了一场疾病的袭击之后，德国传教士福柏向同善会报告说，他在大鲍岛的居住条件非常糟糕，“我设法布置所租的房间，并租下阁楼，以便在睡觉时得到比较新鲜的空气。”四个月后，正进行胶州湾区域植物调查的福柏在青岛病逝，终年60岁。这是1897年冬天德国占领这里之后，最早将生命终止在青岛的德国人。
到1899年年底，按病房分建制建造的青岛野战医院大部分已完工并投入使用，这一年，“医院打了三口井，暂时解决了供水问题。借助压力泵可将水量最充沛的一口水井中的水泵入高位水塔，供给最低处坡地上的房屋用水。在自来水工程完工后，便可将目前正在使用的管网与自来水系统连接。当电厂的输电电缆拉过医院所在地时，可望为建筑物和大街入口使用电力照明。”
与此同时，为满足包括医院在内的青岛城区对合格饮用水的迫切需求，远程供水计划被提上议事日程。在经过了周密的调查并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之后，在医院后面高地建造贮水设施的工程于1899年开始实施。这是一个复杂的采集、输送与存储系统，从海泊河河床底部取出的水，通过全长4.2公里的压力管输送，最终进入医院后面高地上的贮水池中。这个大部嵌入山岩的大型贮水池箱体以混凝土制成，于1899年底已着手开凿。由此，医院北面的高地开始被称为“水山”，直至1905年，青岛观象台迁往水山顶上，水山的名称遂被“观象山”取代。
20世纪初建设的海泊河水源地。
旧的棚屋医院1899年底被废除，全部医疗活动转入到俾斯麦街（今江苏路）新的医院建筑中。当年冬季到来之前，设置30张病床的四号病房已可迁入。所有病房中最大的三号病房则即将施工。这里设置了眼科、耳科和精神病等专科病房，另外还有X光透视室和一间礼拜室。三号病房和二号病房一样，都配备了低压蒸汽暖气。
到1900年，青岛新城包括野战医院在内的电话用户已有40个，电话线总长达到了75公里，电话局平均每天接转的通话为231次。警察局设置了卫生警察，主要职责是监管居民卫生状况及隔离传染病人，同时采取严厉措施防止土壤污染，检查庭院地面的干净程度，监督垃圾清运和粪便运送。
4000个空酒瓶
1900年7月7日，中德双语《青岛官报》创刊，第一期上刊登的最重要文件，即是德国胶澳总督叶世克颁布的拟定德属之境分为内外两界详细章程。其中涉及公共卫生健康的诸如报明传染病症、设立厕所、饲养牲畜、院落清洁、垃圾清除、房屋通风等，都是其中的关键词。
在青岛租借地的法律手续陆续完备之后，总督府野战医院于1900年改为胶澳督署医院，将职能缓慢向新城市的社会服务方向转变。但之后的很长时间，一些官方记录中依然保持了海军野战医院及卫戍医院的称谓。1900年8月21日，总督叶世克颁布《关于禁止在督署医院周边打猎的规定》，明确“禁止在督署医院周边，尤其禁止在包括信号山周边的面对督署医院方向的山坡打猎。”
进入20世纪的第一年，督署医院的营建规模继续扩大，包括细菌实验室在内的设施开始筹建。1900年8月25日，《青岛官报》发布了一份劳务外包通告，称“为本地督署医院建造细菌实验室的工作，将根据工程总局办公室张贴供查看的条件和图纸发包。”投标截止日期为9月5日。
伴随着建设工程招投标的紧锣密鼓，医院日常所需亦进入采购阶段。1900年连续数月，督署医院为冰窖采购了250立方米的冰，出售了4000个空葡萄酒瓶和啤酒瓶以及30千克的旧铁皮，并更新了多栋建筑的屋顶涂层。一个还在建设中的医院，一下子能有如此数量的空酒瓶出售，可见住院病人日常起居的舒适。与此同时，包括德国海军炮队特遣队高级弹药师丁斯特在内的几名非专业人员，陆续被分配到医院管理处，担任行政工作。
1901年春天，督署医院管理大楼建筑发包，同年秋天发包第三病房中央暖气和通风设备安装合同。到1902年的秋天，装好暖气的医院第三病房已接近完工。到这时，医院设置的床位已增加到208个。由病员护理妇女协会派出的四名护士也以忙碌的工作受到普遍欢迎。这期间医院还修建了一个花园，从汇泉植物试验场移植过来了一些樱花树。
1901年建成的督署医院办公楼。
督署医院内1901年开始种植的樱花树。
“最健康”的港口城市
1901年1月27日，因感染伤寒，德国总督叶世克在督署医院去世。这使得他成为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在青岛去世的德国总督。而六个月前，他刚刚以皇家总督的名义签署了《应行报明传染病症章程》。1月30日，叶世克在青岛安葬，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从奥斯本发电哀悼。山东巡抚袁世凯也从济南府专电代理总督罗尔曼，表示“叶世克总督是一位和蔼可亲的人，有很高的把握正确走向的天赋”。
叶世克去世前，督署医院因患痢疾死亡的病人，已有一个海军炮兵和一个水手长。根据《青岛官报》的记录，两人病逝的时间分别在1900年8月17日和21日。
1900年初，为防止南方疫情蔓延到青岛，当局在4月和5月连续颁布了针对广州港、马尼拉港、海口港、澳门港和台湾岛的隔离命令。之后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青岛的德国医生于1902年开始在山东内地进行一些旅行调查，将搜集到的相关疾病的出现、传播、产生原因及传染载体方面的材料汇编文集。当局认为，这个做法不仅有助于科学目的，也有助于租借地公共卫生的实用目的。几年之后，青岛新城通过制订并实施内容详细的预防措施和卫生条例，强化了预警、监管和隔离机制，一跃成为当时中国最健康的港口城市。
青岛新城作为一场现代化运动的引擎，到1904年已凸显出整装待发的态势。是年6月1日，由德国银行联合体投资的山东铁路全线及张博支线同时通车。之前三个月，政府耗费500万马克建设的青岛大港第一码头业已建成，远洋航运通道完成基础性构建，面向世界的大门豁然开朗。作为一个野心勃勃的商业城市，青岛的经济辐射力，就此直抵山东腹地和华北，并作为不可或缺的中转站，连通日本、东南亚、欧洲和美洲。
铁路、港口、洋行、华商以及日复一日的生老病死，这些相互咬合的关键词，正彼此叠加成一个新兴城市的常态化运转风景。
青岛新城之中，占地6.62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7282平方米的督署医院建设工程，在1904年全部完工，至1906年共投资198万马克。这是一笔很大的开销，以青岛租借地政府同期的财政收入比较，1903—1904年度的数据仅仅是50万马克多一点；1904—1905年度刚刚超过100万马克；1905—1906年度增长到137万马克，依然不够一家医院的投资数额。在同一时期，除了青岛港和造船所，包括发电厂、屠宰场、总督官署、总督官邸和总督府学校在内的政府开发项目，投资规模无一超过督署医院。就一般意义而言，由高投入推动的高标准医疗机构的建立，以其观念与设施毋庸置疑的现代化与领先性，对青岛新城的功能完善与长远发展，起到了显而易见的积极作用。
督署医院数年的建造过程，与青岛新城功能不一的各项建设，基本是同步推进的。在卫生与健康保障优先的思路引导下，先期进行的医院招投标方式与适应性经验，给后来的营造项目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样本。
在督署医院竣工的同一时间，市政当局完成了一条雨水排泄主干管道的敷设，这条排水管道上下环绕医院，连通观海山、信号山山谷的支线管道，沿着俾斯麦大街一路向南，在道路尽头排入大海。
1904年贝麦与克里格编纂的《青岛及周边导游手册》，强调了这家医院对青岛各阶层平民的接收是“本来的计划”。其记录的三级收费标准为：一级水平每天16马克，二级每天10.5马克，三级每天5马克。另据青岛民政长核定的收费标准，凡由督署医院护士出诊助产及后续探访，确定收费12元。对于贫困者，经申请批准后可部分或全部减免。
1904年末，鉴于大量出现在青岛的狂犬病和许多传染病例，当局在督署医院和细菌学检验站建立了一个防治狂犬病的血清研究所。同年度的报告认为，即使这里设施保持最低限度，也能够满足这个城市和内地的最起码需求。
缺失的医院日常叙事
青岛督署医院的医生，全部来自德国。除了1899年受美国北长老会派遣来青岛的古医生和一些德国传教士，早期在督署医院工作过的医生，多已不可考证。沃尔夫冈·乌维·埃卡特的研究报告《德国医生在中国（1897至1914）：医学——德意志第二帝国时期的文化使命》，也未能勾勒出完整图像。零星的记录里面，包括1900年从格拉号医疗船上调来的海军高级助理军医贡特，1901年晋升为海军少校军医的佩伦鲍姆博士，1902年短暂逗留的少校军医威尔姆，1902年之后来到青岛的海军上校军医科尼希，主治医师波德斯塔，医长卜来夫，制药师布贺慈，以及曾为建筑商希姆森的女儿治病的迪佩尔医生。这个挂一漏万的名单，显然不足以支撑关于这家医院日常运转的哪怕是片段性的叙事。
1902年科尼希就职青岛督署医院院长，旁边迪特里希路（今沂水路）的一栋政府别墅成为其住所。他与妻子和孩子，都居住在这里。科尼希抵达青岛的第二年，被柏林海军部晋升为少将军医总监。在科尼希参与工作的五年时间里，督署医院陆续完成了全面建设，一直到他离职，督署医院并不以承担对本地中国人的医疗服务为主要任务。那些数量很大的病人，被疏散到两家教会医院接受治疗。在其中一家天主教医院里，德国第三海军营参谋部医生马科林博士每天开诊三小时。
1905年至1906年的相关报告，记录了青岛督署医院进行的阑尾手术。提及不下42例动过手术的人，都获得了康复。报告撰写者确认，医院的工作是可以信赖和令人满意的。在1908年10月至1909年10月的时间范围内，督署医院化学检验站的工作遍及了应用化学的各个领域，例如195次的水化验确定了其中124份是可以饮用的，而另外71份水样本因为水质过硬或者含盐过多以及蒸发后结晶物过多，被提醒不宜用于锅灶。就71份本地产牛奶进行的检验，医院对其中掺水过多的9份样本提出了谴责。与此同时，由于当局开展了戒除鸦片活动，一批戒烟剂被送往督署医院检验。结果表明，由商贩制造的多数药丸都含有大量吗啡和鸦片，更像是在推动鸦片消费，作用非常值得怀疑。
1905年完成建造后的督署医院规模宏大。
不经意间，青岛新城已蔚为大观。1908年夏天，天津《大公报》披露了德国海军部就青岛情状向下议院的报告内容：青岛经“竭力经营，已变为绝大市廛，居民约有三万余人，内分欧人居留区、维多利亚海湾各别墅，大包潭华人住区，以及工商业各场所。余如马路运道、自来水、电灯、教堂、病院、学堂、邮局、市场、屠畜所等，莫不均已次第举办。”
开启医学循环之门
1909年中德政府合作建立的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开办，章程规定“医科限四年毕业，试习一年，以本埠之病院为实施之所。”督署医院随之与其建立起了学术联系渠道，提供临床教学的必要便利。就在地性而言，督署医院与青岛高等学堂医科教学的本土互动，从系统意义上开启了现代医学的循环之门。
到1922年时，青岛高等学堂的高级部已包括两个工程系、两个法律社会系、两个农林系和一个医学系，总共74名学生。其中有16名学生学习医学。除中文专业外，青岛高等学堂的教学语言使用德语，法律系有英语课，唯有医学系使用拉丁语授课。只可惜1911年夏季开学的医学系学生，到1913年夏季学期末才开始预科临床实习，而此时距离青岛围困战的爆发，仅剩一年多时间。胶州湾东岸坚硬的土地刚刚被开垦出一片医学绿洲，播种并遥望收获，暂停键的敲击声就响了。
1910年12月华北暴发瘟疫，并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发生了可怕的蔓延，数千人被夺去生命。值得庆幸的是，由于青岛方面及时采取了预防措施，使之成功摆脱瘟疫，避免了难以估量的损失。1912年4月19日出版的《德文新报》，肯定了在面对恐惧的时刻，青岛采取广泛措施，成功地“完全免于瘟疫”。这期间，督署医院所发挥的作用不言而喻。
1910年代的督署医院（图中道路左侧）与后方山顶的观象台。
自1912年开始，大量晚清政治家陆续流亡到德国租借地，使得青岛新城的人口结构、知识构成、资本占比、生活习惯，以及潜在的政治影响力，相继发生变化。根据1913年的人口统计，青岛租借地有中国人55312名，外国人2411名，其中欧洲人为2069名。由于法律限制和医疗习惯的影响，绝大部分中国人并未有机会接受西医治疗服务。这个缺失，其后很长时间才获得扭转。
进入常态运营之后，“规模颇大，设备齐全”的评价，是外界对青岛督署医院的共同认识。1913年日本记者田原天南的调查显示，该医院到1910年代早期“内外科、花柳病科、耳鼻科、精神病科、妇科、小儿科、肺病科等无不具备。还设有隔离病房、妇女分隔室。本来只限于海、陆军人就医，但也为一般民众诊治。然而听说仍因是以海军为中心，对其他人冷淡，市内评价不佳。住院费连药费合计一等7元，二等5元5角，三等2元5角。”田原特别提及，医院现在的职员大都是海军军医兼任的。田原天南出身日本医学世家，这使得其对青岛医疗服务的观察角度，更为专业，也更细致。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觊觎青岛已久的日本联合英国组成攻击部队，对驻扎胶州湾东岸租借地的德军宣战，青岛顷刻陷入包围之中，俾斯麦街上的野战医院随即进入战时状态。11月德国投降，青岛新城和督署医院全部被日军占领，青岛历史上第一家现代医疗机构的命运，就此发生转折。（李明）
青岛日报2026年5月13日7版
责任编辑：吕靖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