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报读书 | 大师、军阀和瑞典王储的百年际会

一部《东行漫记》还原乱世中国的多元图景，重拾被遗忘的东西文化交流遗产——

大师、军阀和瑞典王储的百年际会

100年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透过瑞典王储、考古学家阿多夫，也就是后来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六世的旅华相册，我们或可窥得端倪——

1926年的中国，军阀混战，国民革命浪潮席卷全国，时局动荡，而王子本人却带着考古学者的好奇心，远渡重洋：他奔赴北平，游历山西，登长城、探故宫、访晋祠，亲临阳曲湾考古现场挖土；还造访了梁启超，听梅兰芳唱戏，和九世班禅促膝长谈，受到“山西王”阎锡山的热情款待……那些定格的历史瞬间，与一路收集的邀请函、导览手册、各路人物名片，统统被塞进相册，珍藏百年，直至一个名叫邹德怀的青年在一场拍卖会中将其重金拍得。

1926年10月22日北京饭店的晚宴。左侧中间为梁启超。照片中还能看到李四光、新常富、清华校长曹云祥、安特生、王子夫妇、翁文灏、拉格雷柳斯夫妇等两国各界名流。

青岛“90后”收藏家、拥有超过200万粉丝的历史博主邹德怀，用这些细节纷呈的珍贵物料，与后期收集的大量文献史料结合，成书《东行漫记》，让这段有着特殊历史价值和意义的尘封百年的往昔重现于世。“大师、军阀、瑞典王储与1920年代的中国”，正如书的副标题所表，时事纷乱杂沓间，依然有“顶流”的际会与文明的对话悄然展开，我们也得以窥见那些对中国历史文化与考古学抱持深厚情感的“异乡人”如何于乱世之中助推一段东西文化交流佳话的始成。

邹德怀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2026.04

对于刚凭借“二战”题材图文书《山河在》斩获文津图书奖的邹德怀而言，《东行漫记》是一次更加富有挑战性且充满趣味的创作，而每一张图片背后人物故事的挖掘最终都构成对1920年代中国多元图景的碎片化整合和还原。“青报读书”近日专访这位沉浸于历史细节钩沉并天然背负“责任感”的青年收藏家，听他讲述那些隐入历史尘烟的往昔故事。

一个中国社会的“横截面”

青报读书：你数次提到2022年接到拍卖行朋友电话的那一刻，当得知这套瑞典王储访华相册起拍价40万元，内心经历了怎样的权衡？是什么让你确信“这套相册，我一定要拿下”？

邹德怀：接到牛婕电话的那一刻，我一直记得很清楚。她说有一套相册，记录了1926年瑞典王子夫妇访问中国的全过程，是一段被历史遗忘的故事，她相信我可以基于这套相册写一本书。

说实话，当时我对这位瑞典王子没有任何了解。但经过初步研究，我便被这个故事深深吸引。王子在北京访问期间，中国地质、考古两个领域的科学家联合为他举办了一场欢迎大会，梁启超亲自朗读了一篇上万字的欢迎辞，梳理了整个中国考古史；而就在这同一场大会上，安特生公布了周口店北京人化石的发现，把东亚人类生存的历史一下子推进到50万年前！为什么选在这一天？奥秘就在台下的王子身上。这件事一下就把我的好奇心给勾起来了。

所以，从内心讲，权衡的时间其实很短。一定要拿下的念头几乎是一瞬间就确定了。

至于价格，它真不便宜，起拍价40万元，我耗光了积蓄，又跟家人借了钱仍然不够。幸亏一位忘年交、浙江诸暨的企业家陈永新大哥慷慨地拿出40万元资助我，帮我最终以63万元将相册收入囊中。当时心里还是有些忐忑的，但之后的无数个深夜，当我把自己完全沉浸到那段历史中去，我感受到了它沉甸甸的价值。那时候才真正觉得，这63万元，花得太值了。

青报读书：1926年到今天，整整100年的时差，作为一名“90后”，这种跨越时空的对照是否构成了书写的最初动力？

邹德怀：1926年的中国正是一个微妙而敏感的历史关口。北方的军阀混战不休，中央政府风雨飘摇；八个国家联手出动军舰对中国进行武力恫吓；南方的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要实现统一中国、拯救民族危亡的理想。军人、政治家、科学家、文学家乃至成千上万的普通人纷纷被卷入历史大潮，每个人的人生都面临着重新选择……

这段历史里有太多令人动容的人物。我在无数个深夜里埋首查阅，看到梁启超慷慨激昂地说“一定能于全世界的考古学上，占极高的位置”；看到安特生帮助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脱离金石学、建立起现代考古学；看到顾维钧那桌中西合璧的烤鸭晚宴背后中国外交的风云际会；看到天龙山石窟里一尊尊无头的佛像……这些人和事，跟我们当下的中国形成了一种真实的呼应：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曾经走过怎样的路，才有了今天。每当我把这两段时间叠在一起看，就会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触，让我更想把这本书写好。

青报读书：能分享一个最令你动容的具体的发现瞬间吗？

邹德怀：也许是发现相册里那张“局票”的时候。熟悉北京历史的人一看就明白，那是出自妓院的东西。上面写着“陕西巷、上林仙馆、花艳秋”。陕西巷是京城八大胡同里最有名的一条，上林仙馆则是这条胡同里最有名的妓院，传说赛金花、小凤仙都曾在这里。那一刻，我的感触是：历史是完整的，它不只由那些穿着燕尾服出席国宴的人物组成。这正是我在自序里说的，这不仅是一段完整的私人影像史，更隐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中国社会横截面。

历史细节背后的时代显影

青报读书：从事收藏十余年，《东行漫记》算是你的第一本成书之作，从“收藏家”到“研究者”再到“写作者”，这个身份转变中最困难的跨越是什么？

邹德怀：最困难的跨越，我想了想，不是从收藏到研究，而是从研究到写作。

研究这件事，对我而言反而是有脉络可循的——当时随王子来中国的瑞典银行家、也是此行的记录员拉格雷柳斯那本发行量极少的回忆录，是朋友田宏正在斯德哥尔摩的旧书店里淘到的；当年的民国报刊，比如《北洋画报》《新闻报》《来复》杂志的报道，让我得以还原王子在山西访古的许多细节，还有发现安特生的《龙与洋鬼子》中的相关记述，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购买瑞典远东博物馆年鉴，联系瑞典王宫档案处查阅可供开放的档案，请各地历史影像研究者帮我辨认照片里的古迹……这些只要下功夫去做，就一定会有所收获。

真正难的是写作。这套相册里有200余张照片，出自多人之手，还夹杂着名片、票证、菜谱、导游手册，涉及考古学、政治史、宗教史、艺术史，横跨北京、山西、天津、上海、香港等地。如何把这些碎片组织成一个有血有肉、流畅可读的故事，让没有历史背景的普通读者也能读进去，这才是真正让我一次次在凌晨盯着屏幕发呆的挑战。我告诉自己：要写历史，写历史的故事。这一个转念，是整个身份转变里最关键的一步。

青报读书：书中涉及大量历史人物，如阎锡山、顾维钧、黄蕙兰、九世班禅等等，如何通过一张照片、一张名片或一份菜单，还原他们的性格与时代氛围？能否分享一下这种“影像考据”的方法？

邹德怀：以阎锡山为例。相册里有他送给随行的拉格雷柳斯的签名照，还有那场接待王子的晚宴菜单——正宗的中国传统大餐，燕窝、鱼翅、乳鸽、鳜鱼、莲子汤，一道道都透着“山西王”的排场和算计。拉格雷柳斯对那顿饭充满牢骚，甚至专门去查了燕窝和鱼翅的做法，写得绘声绘色。我在书里顺着这个细节，写出了阎锡山那一年的处境：1926年是他面临重大抉择的一年，原先投靠袁世凯遭遇失败，如今北伐军气势如虹，他夹在张作霖与国民党之间左右为难……他为什么如此热情款待瑞典王子？因为他需要向两股政治势力展示“山西王”稳定自治的形象，需要外国贵宾的到来为自己背书。一道菜，一张照片，一个人的性格和时代就都显现出来了。

关于九世班禅的那段讲述也是我很喜欢的。相册里有他与王子的合影，还有他的名片。1923年，九世班禅因与达赖矛盾激化而出走西藏，辗转流亡至北京。王子夫妇与他会面时，双方语言不通，要经过两重翻译，跨越巨大的文化鸿沟，却仍然留下了珍贵的合影。这张照片背后，是那个时代中国政治与宗教关系错综复杂的一个缩影。

青报读书：有没有某张照片或某件物证，彻底改变了你对那段历史的理解？

邹德怀：我想是天龙山石窟的那组照片。王子访华的10月，就在他北京游览的同一时刻，日本古董商山中定次郎正在山西肆无忌惮地盗凿佛像。当王子在北京参观颐和园、碧云寺时，日本人正在山西肆无忌惮地盗取和贩卖文物。这个时间上的对照不是我设计出来的，而是历史事实本身就这么摆在那里。它让我意识到，这套相册记录的，不只是王子的愉快旅程，更是一个时代深重的历史创伤。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就这样把自己最难堪的一面，赤裸裸暴露在来宾面前。

青报读书：书中有没有某个历史谜团，至今仍在困扰你？

邹德怀：至今仍在困扰我的谜团，是王子访华期间与溥仪那段缘悭一面的往事。王子其实有意与时年20岁的废帝溥仪见面，但溥仪在回忆录里说，他在报上看见王子和梅兰芳的合照，认为王子失了身份，为了表示不屑，拒绝了这次会面。问题是：这次会面到底是谁发起的？是王子的个人兴趣，还是如相册所暗示的，是金石学家罗振玉在幕后撮合，希望借助瑞典王室为清室的复辟梦添一点外交筹码？没有任何历史材料能给出答案。这恐怕也将成为一个解不开的历史之谜了。

晦暗不明年代里的真诚连接

青报读书：1926年瑞典王子以考古学者的身份远道而来，也串联起安特生、喜龙仁、斯文·赫定、高本汉四位瑞典汉学家的履历。在你看来，那样一个风雨如晦的年代，这种跨越国界的高端文明对话是如何发生的？

邹德怀：我在书里写了一句话，觉得它能回答这个问题：也有一批真正同情中国、热爱中国的国际友人，在各自的领域里真诚地帮助中国，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这场对话之所以能够发生，首先需要有这样的人。瑞典当时被视为对中国不具备帝国主义野心的国家，这在列强环伺的1926年，是极其难得的信任基础。

书里介绍的四位瑞典汉学家代表着瑞典与中国之间学术交流的不同面向：安特生在中国做了多年矿政顾问，帮助发现了仰韶文化，建立起现代考古方法，他也是王子此行最重要的引路人；喜龙仁痴迷于北京的城墙、城门与紫禁城，成了研究老北京建筑的头号权威，王子访华之前就已熟读他的著作，一到北京便登上了前门城楼；高本汉为研究汉语音韵专程到山西调查方言，一口山西腔让中国学者目瞪口呆；斯文·赫定则五次深入中国西部，在大漠中发现了两千年来传说中的楼兰古国。这四个人所做的事，早已超出个人兴趣的范畴，成了中瑞两国文明相互理解的真实桥梁。

其次，这场对话需要中国方面的知识阶层主动伸出手来。梁启超在欢迎演讲的结尾说，全世界考古学泰斗、瑞典皇太子殿下到中国来，我们希望给我们以很好的指导，给我们以充分的帮助，必能为考古学界开一新纪元。这份开放与渴望，是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在黑暗中寻找光亮的一种努力。两边都有愿意越过偏见与隔阂、以真诚相待的人，文明对话才有可能。这一点，放到今天同样成立。

青报读书：考古学家许宏评价此书“对中国考古学史的建构大有裨益”，而你的写作则注重故事与画面感，如何兼具学术严谨与大众可读性，你心中好的历史写作的标准是什么？

邹德怀：许宏先生的这个评价，对我来说是很大的肯定，也是一种提醒。他是做严肃考古研究的学者，他说大有裨益，我想他看重的是这套相册本身的史料价值。那场1926年10月22日的考古大会，梁启超的演讲，安特生公布北京人化石发现的现场，这些都是真实发生过、但长期被忽视的历史节点，这批影像和文献为考古学史研究提供了确凿佐证。

我自己写作时，其实没有把学术严谨和大众可读当成两个必须权衡的对立目标。每写到一个历史人物或事件，我先问自己：如果这是一个素不相识的朋友坐在对面，我会怎么跟他讲这件事？是从阎锡山发现自己与王子同岁时大为开心写起，而不是从阎锡山的政治生涯写起。细节是打通学术与大众之间那堵墙最有效的“砖头”。

当然，故事性不等于可以不严谨。书里每一个细节，每一处引文，我都会反复核查。菜单上那道烤羊马鞍是什么做法，惠流三晋匾额上的错别字背后是什么礼制，《来复》杂志对王子在阳曲考古的报道原文是什么，这些都不能省略，不然就会被懂行的朋友挑出毛病。所以我心目中好的历史写作，大概是这样的：让不懂历史的人读得津津有味，让懂历史的人挑不出毛病。这个标准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我这本书做到几分，要由读者来评判。

用照片讲故事的“历史保管员”

青报读书：你在书的后记中自称是“历史保管员”，这个身份背后似乎负有某种使命感。

邹德怀：地球上存在过的很多人和事，老照片就是他们在这个地球上存在过的证据。我买下它们，研究它们，再把它们背后的故事讲出来，让它们的生命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再度延续，这就是我理解的“历史保管员”的责任。

我是一个1990年出生的青岛人，爷爷、爸爸都是航运业的从业者，从小他们就教育我要多去认识世界、见识不一样的人和事。我从小就是历史课代表，大学毕业后在历史杂志和网络平台做内容，后来走上收藏之路……每一步回过头来看，好像冥冥中都是在往这个方向走。使命感这个词有点沉重，但责任感是真实的。研究前人的喜怒哀乐、音容笑貌、利害得失，会发现他们跟我们其实没有什么差别，都是在自己身处的时代中随波逐流、努力前行，争取活出自己作为一个生命的独特价值。把这份温情和敬意留存下去，就是我的责任。

青报读书：作为一名拥有二百多万粉丝的历史博主，如何看待短视频、社交媒体与纸质书籍在传播历史记忆上的不同作用，《东行漫记》的出版，是否可以看作你对“深度历史传播”的新探索？

邹德怀：短视频，打开了一扇窗，但很难带人走进一座房子。花艳秋的故事，我可以用30秒的视频讲，但那30秒里装不下天龙山石窟无头佛像背后的百年沧桑，装不下顾维钧与黄蕙兰那段婚姻里权力与金钱的复杂纠葛，也装不下山西票号从辉煌到覆灭所折射的整个王朝兴衰。这些，只有书能装。所以对我而言，《东行漫记》不是短视频的替代品，而是它的延伸和深化。我希望那些被一张老照片打动、好奇这背后究竟是什么故事的读者，能在这本书里找到一个更完整的答案。

我现在手里有大约10万张老照片，装满了几百本相册。每一本都可能藏着一段被遗忘的故事，我想我一定会继续写的。（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李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