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秒读书|《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

青岛早报、观海新闻联合出品

本期荐书人  薛原

刘统的《火种》一书探寻的是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的前世今生。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史,刘统形象地比喻说:“就像一列奔腾向前的火车,途中不断有人上车,有人下车。每个历史阶段都有杰出人物,他们也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起到阶段性的作用。一百年前,蔡元培、陈独秀提倡新文化,启蒙青年的头脑,让科学和民主深入人心;胡适提倡白话文,使新文化的传播有了广阔的平台,人民大众都能接受;五四运动中青年和民众的觉醒,大家都在寻找思想和出路……李大钊、陈独秀等一批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懂得了首先要砸烂一个旧世界,才能建立一个新世界。经过一个漫长的酝酿和探索过程,中国才产生了共产党……”

点燃中国革命的火种

之所以把该书命名为“火种”,刘统说,1920年2月,原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来到上海环龙路老渔阳里 (今南昌路100弄2号),在这里重启《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发行。 8月,在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倡导下,陈独秀与李达、李汉俊等人在上海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随后,他们联络同仁朋友建立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11月,陈独秀和江南造船所工人李中创建了上海机器工会,在工人中宣传革命思想,成为上海工人运动的先驱;共产国际代表也来到上海,助力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点燃了中国革命的火种。这个火种点燃之前,无数爱国者和革命者经历了怎样的探索和尝试?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寻找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上又经历了多少艰难曲折?正是循着这个线索,刘统还原了那个风云激荡的时代——

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是一幢沿街的石库门寓所。底楼是客厅,楼上是住宅。楼房很新,街道幽静。房主是李书城,同盟会成员,当时侨居日本。他的兄弟李汉俊在此暂住。 1921年7月23日,一群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在这里秘密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们中有编辑、教师、学生,最大的何叔衡45岁,最小的刘仁静19岁,还有两个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会议没有明确的主持人和拟定的文件,大家就共产党的组织形式、行动纲领、指导思想讨论了几天也没定论。 30日,马林再次到会,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在政治路线和组织上都要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

会议没开多久,突然有个陌生人敲门,张望一下说找错了。马林意识到危险,宣布休会。其他人各自散去,李汉俊是主人走不了,陈公博陪着他聊天。稍后,法国巡捕带着人前来,在房子里翻了半天,还问他们是不是日本来的过激党,没查出个结果才悻悻而去。上海无法继续开会,他们乘火车到浙江嘉兴南湖租了一条画舫,又开了一天会,通过了党的纲领。大家返回上海时已是半夜。

诚如刘统所言,当年开会的人可能没想到,他们做了一件改变中国命运的大事。两个建党发起人李大钊、陈独秀没来开会;参加会议的东道主李汉俊、李达是做学问的人,不久后脱党重归书斋;陈公博没开完会就跑了,但是他留下了一大的历史记录;陈独秀是开风气者,但在半路放弃了;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后来走向历史的反面;王尽美、邓恩铭、何叔衡、陈潭秋为革命牺牲;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迎来新中国的建立。

确立了党的诞生日

许多年过去,当事人都不记得中共一大开会的日期和细节了。 1941年6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人为纪念中共成立二十周年,决定以7月第一天作为党的诞生日。 7月1日延安出版的《解放日报》第二版为“中国共产党二十周年纪念特刊”,发表了朱德、林伯渠、吴玉章的纪念文章。 《解放日报》当时只有两个版,社长博古本着“一国际,二国内”的编辑方针,头版报道的是苏联红军抗击德国侵略的新闻。

“时代在发展前进,大浪淘沙。中国人求解放和民族复兴的历史,是一个层层积累的过程。没有前人的探索和牺牲,就没有后人的胜利和成功。那些为此奋斗过的先驱,应该得到我们的尊重和敬仰。尽管有些人中途转变了、堕落了、背叛了,走向历史的反面,但是我们依然应该肯定他们曾经做出的贡献,因为这都是历史大道上一粒不能缺少的石子。 ”在《火种》一书的尾声,刘统如是说。

责任编辑:单蓓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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